上个月月末，刘强东对京东启动了最大规模人事调整，3C家电事业群一拆为二，直接负责人也更换了；另外，把末位淘汰制引入高管层面，降薪10%-20%的同时，末尾10%的高管干不好就走人，没有商量的余地。
消息一出，不少人惊呼辞任京东CEO的刘强东又回来了，不再“低调”，重新接管和控制京东。
京东初期
尽管后来在自传中，刘强东曾说过“如果我不能控制这家企业，我宁可把他卖掉”，但2022年4月份，刘强东还是卸任了京东CEO，让出了直接管理者的位置：
从营业额几万元的小柜台，成长为营收近万亿的零售集团，24年后刘强东为什么要卸任CEO、淡出京东？
但凡对品牌效应、品牌营销稍有了解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个人与企业的烙印太深并非完全有利无弊，除非能保证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绝对“自律”，否则个人稍微有一点负面新闻，影响的将会是整个企业、品牌，尤其是二级市场上的股价和市值。
2018年9月份，刘强东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被捕，被捕的理由是涉嫌性侵一名女大学生。
明州案之后，京东股价持续下探，最低时跌到了18美元/股。这时刘强东意识到，恐怕只有淡出京东，才能拯救岌岌可危的京东股价，京东的发展才能更健康、良久。
但刘强东呢？豪言“不能控制京东，就把它卖到”的他，卸任CEO加上连续的减持之后，京东还由他说了算吗？
事实上是的，刘强东依然是京东的决策者和掌舵人，这一点毋庸置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印证：
一，特殊的AB股制，决定刘强东有足够多的投票权，甚至是“压倒性”的传统认识上，“同股同权”，一股对应一个投票权。基于此，想要控制或者绝对控制一家公司，有两条“红线”，实现前者需持有50%以上的股权、实现后者需持有2/3以上的股权，如此才能在普通决议和特殊决议时，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然而，纵观刘强东持股比例变化，即便是在上市初期，巅峰时期的持股比例也没有突破50%，只有区区18.8%而已。
经过今年连续的套现、减持，持股比例进一步下探，从明州案之后的15.5%，降到了2021年年底的13.77%。
持股比例只有10%多一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腾讯旗下的黄河投资曾一度是京东最大股东，而不是创始人刘强东。
当然，这里要提到一个知识点，基于我国《公司法》，坚持同股同权，不存在AB股的说法，之所以京东能采用这种特殊架构，源自京东注册地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维尔京群岛。
二，除了AB股保驾护航，刘强东还是京东的董事局主席、董事控制公司有两种实体，一是股东大会，二是董事局或者董事会，后者由多个董事组成，不同的事务和管理，分属不同的董事。
对于京东这类上市公司而言，董事局拥有实际权力，相较于股东大会中的小股东，董事局才是掌握投票结果的那一个，是上市公司绝对的“大脑”。
现在京东董事局有7名成员，除了刘强东担任董事局主席，以及新任CEO徐雷以执行董事的身份4月份加入董事会之外，另外5人都是独立董事，其中还包括两名独立董事。
三，若刘强东缺席，董事局将寸步难行，或者说指挥失灵上文说到，京东这类上市公司，董事局的权利才是最大的，但其实这也只是基础，事实上绝对控制董事局的，还是刘强东。
京东的公司章程中有一则区别于其他公司的，极为特殊的条款，即规定“刘强东不在场的情况下，董事会不得举行正式会议，除非他自己回避”，且“任何违背他意愿的限制，都不应成为这条规则的例外，除非他精神或身体永久丧失能力”。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董事局会议的召开，只有在刘强东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启动，否则将陷入“瘫痪”，除非他明确表示“回避”，或者出现精神、身体上的能力丧失。
董事局是公司的“大脑”，刘强东又是董事局的“大脑”，层层剖析，刘强东在京东的话语权就是绝对的。
也正是基于上述特殊条款的规定，在明州案案发初期，刘强东被明州警方控制之后，董事局也就陷入了瘫痪或指挥失灵，毫无决策能力可言，依然要等待刘强东的回归。
当然，上述这条特殊规定是京东2014年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时做出的，在2020年赴港上市之后，该特殊条款被取消了。
另一方面，在升任京东集团总裁时，京东公告中就提到“向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刘强东汇报”。其实接棒刘强东出任京东集团CEO也是如此，刘强东是董事局主席、是最大股东、是创始人，自然还是要向他汇报工作，徐雷充其量算是“二把手”、直接管理者罢了，刘强东才是幕后坐镇者。
上个月月末刘强东先后在高管会议上讲话，进行人事调整、高管降薪、末位淘汰，时隔两天之后又发布全员信，表示要提高客服、快递员等基层员工的住房和子女救助福利，如此连续的动作和调整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一个问题，京东依然由他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