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杂识——说不尽的汉高祖
题记：《古史杂识》原有《汉高祖三题》一文，实为成书之际为凑篇幅的急就章，一直感觉那个题目不合适，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题目，又不忍放弃在其中花了不少心血，最终纳入书中。2018年出版《刘邦解码》，对刘邦的认识又有所加深。田秉锷先生指示，刘邦解码这个题材可以无限期地做下去。确实，作为开创了一个时代的大人物，刘邦值得无限关注。于是那个“三题”就让人耿耿于怀了。最近南京大哉文化正好安排我作关于刘邦的讲座，给出的命题正是《大风歌兮.解码刘邦》，这就有机会以田老师的指引得到更加丰富的刘邦解码图像，以便得出更接近刘邦的真相。解码刘邦既有对历史解读的需要，也有挽回世道人心的意图，也可以算是功莫大焉，我就代表中国人民感谢大哉文化吧。用《说不尽的汉高祖》为题，是在原来的《汉高祖三题》基础上，将2018年的讲座内容结合进去。即使这样，显然也不可能穷尽汉高祖，至多是对原题材的突破，离说尽还差很远。一个离世两千多年的古人，在今天还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是因为刘邦是一个历史巨人，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即使菜九穷一生之力也不可能悉数开掘。尽管如此，还是要勉力开掘，尽力而为，只有尽心尽力，才可以安心地把未能开掘的部分留给后人。
一、人气王的底蕴是人杰
近代以来，刘邦陡然成为争议很大的人物。菜九有这样的感觉：总体上刘邦的形象不好，而且还有越来越差的趋势。主要特点是其人品为人不齿，以至于刘邦二字几乎成了坏蛋的代名词，一个亡秦灭楚的大英雄，就差直接被定义人渣了。号称最后的国学大师季羡林贬抑刘邦的打油诗为这个现象的代表，其曰：
朝代纷纷排成行，开国明君皆流氓，
如果有人不相信，请看刘邦朱元璋。
大师都这样说刘邦，估计这个坏蛋是跑不了了。
所谓人渣，多半是人品极差，水平极低，而菜九研究刘邦有年，得出的观点正相反。菜九也不是故意要与所谓的大师与时论对着干，而是着眼于原始的历史记载，离开了历史记载，一切都是浮云。就算你是大师，还能大得过司马迁去？与司马迁的评价相反会有什么好事等着？刘邦生前的状况，才是历史的本真，才能有力粉碎日常的喧嚣，显示出刘邦本真。刘邦生前的种种际遇表明刘邦是人杰，并且是几千年罕有其匹的人杰，这也是司马迁的定论。人杰就是与人渣正相反，人品极高，水平极高。在刘邦生前，无论其发达前还是发达后，史料记载到的他极受当世的欢迎及受欢迎的程度都印证了菜九人杰的定义。
比如那些村姑就很愿意对刘邦赊账，常常免了他的酒债。比如同在职场上，萧何就很关照他，夏侯婴当刘邦的听众常常一听就是一下午。比如刘邦逃跑了吕后吃官司了，任敖还出头痛殴对吕后不恭的官吏。比如在怀王诸老将那里，刘邦是长者，所谓长者，就是人品无可挑剔。如果刘邦的乡亲没有见过世面让刘邦给蒙了，怀王诸老将都是阅人无数者，刘邦是什么德性，他们是清清楚楚的——人品极佳，才堪大用。唯有如此，才能胜任扶义而西、拯秦民于倒悬的重任。需知，楚怀王定下以仁义攻秦，逆转秦之暴政，相中了德才兼备的刘邦，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亡秦这件大事，仅有德肯定不行，才比德更重要。才决定能否亡秦，德决定亡秦的性质。因为刘邦的高尚人品，亡秦就是以德易暴，日后的历史走向也印证了这一点。
再强调一下，人杰不仅仅是人品好，一定还要本事大，仅仅人品好，别人也不可能把性命托付给你。刘邦正是人品好本事大的人，所以无数的人把性命托付给他。项羽的分封让刘邦去了巴蜀，即便如此，仍有三万关东才俊包括韩信自愿追随前程不看好的刘邦，这大概是刘邦作为人杰的最有力证明。事实证明，他们对了。
当然，那些说刘邦人渣者也会说他们的根据也来自史料记载，但可以肯定他们把司马迁的好经给念歪了。造成这样歧读的原因，菜九在《汉高祖招谁惹谁了》里基本上剖析过，简言之，黑刘邦的人都有意无意漠视史料中大量存在的对刘邦形象极其有利的话，专找那些对刘邦不利的。我们说刘邦很好，是人杰，是综合了刘邦的事迹与司马迁的评价，同时也从来不回避大家公认的刘邦负面因素，而所有的负面因素，恰恰又都是可以解说的，经过解说，其中某些负面也就不成其为负面了。通过对这样负面因素的解读，人们对刘邦的了解只会加深。
须知，即使这些所谓不利，也并不能有效支持黑刘者们丧心病狂式地泼污。比如踢孩子下车自己逃命，真要让骂刘邦的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是否能做得更好，难说。比如分一杯羹，这是自己不投降且要救父亲的急招，难道骂刘邦的人还有别的办法？如果没有办法的话，骂刘邦的人大概是让刘邦投降，殊不知刘邦投降也未必能保全父亲。所以这样不顶用的办法还是不用的好。办法不顶用还要骂人，所以菜九特别理解刘邦看不起腐儒且要往他们帽子里撒尿的行为，那些喜欢骂刘邦的人，大概就可以划归被刘邦猛尿淋头的范围。
如果不是故意造假，那些黑刘邦者的认识也是来自读书，只不过是抓住刘邦的几个负面的点肆意片面放大了，才造成这样的结果。当然还有误读因素，刘邦与项羽作战输得狼狈不堪的场景给人印象深刻，掩盖了刘邦的才华盖世特点，所以大家认为刘邦是个没本事的人，对他的成功大大的不服气，产生了厌恶之情。低看项羽造成了更低看刘邦的局面。这就有了一个认识怪圈——看不起项羽是因为刘邦，连刘邦这样没用的都打不过；看不起刘邦是因为项羽，连项羽这样的粗坯对付起来都很吃力。
古今中外，各个阶层都充满了不称职的人，读书人里面也是这样。刘邦见到儒者要脱帽撒尿，就是对付这样不靠谱的读书人的。正事做不了做不好，只会添乱，不对他们撒尿怎么行呢。
二、刘邦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
菜九见刘邦起于草莽，看不出有什么根基，短短几年工夫就打平天下，身边聚拢了各种英才，兼之没看出其能力的成长过程，可能也是受了张良沛公殆天授的误导，便以为刘邦的能力是天上掉下来的，天纵英才啊。试想，一个出身乡里的中年男，也没有行伍经历，居然对秦作战从来没有失手，常胜将军啊。这样的才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吗？田秉锷先生否定菜九的见解，他说刘邦从张耳游，就相当于今天的出国深造，所以刘邦是见过世面的，等同于今天的海归。想来也是，但凡出国深造者，起点就高出侪辈，深造后又会高出更多。
张耳曾从信陵君游，学到不少信陵君之风，所以也模仿魏公子招揽门客，刘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投靠到张耳门下。由于刘邦的天资超群，估计能在这个游历中学习到很多东西。但刘邦当时在门下并不出众，同在门下的陈馀当时是出类拔萃者，所以张耳与陈馀结为刎颈之交，而对慕名而来的刘邦没有什么特别垂青记载。可以肯定，刘邦的才能不是与生俱来的，否则张耳应该能感受到刘邦过人的才华，这说明刘邦的才华是在离开张耳之后渐次形成的，这就是成长性。刘邦有着良好的成长性，刘邦的过人之处应该是他的成长性，以从张耳处的学习为例，学到的东西，相当于播下的种子，能否成长成材，则要看日后的造化，而刘邦日后的迅猛发达，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正是成长性。
田秉锷先生还特别提出，刘邦观秦始皇发出大丈夫当如此之喟叹，实际上也是记载到了刘邦的成长洗礼，因为从东部家乡，到国家西部的服繇役，除了地域跨度外，还有从县乡到首都落差，无疑会开阔眼界，增加阅历，接触到更加高端的人和事，对成长性极强的刘邦，当是一个相当强劲的推进器。日后刘邦的西征，与当年服繇役的路径相当，于是早年的见闻可能对那个著名长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菜九由此想到，刘邦的军事造诣可能是在张耳门下略知一二的，但在日后有机会运用就发挥出越来越强的威力。还是与陈馀相比，陈馀为武臣主管军事，但作战一道并没有取得值得称道的成绩，救钜鹿时面对王离都不敢出战。而刘邦则不然，一开始就敢对章邯作战，任何秦军主力都不是刘邦的对手。所以能力明显不济的陈馀居然发动对强大的汉的攻击，实在是利欲熏心，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所以刘邦一旦站稳脚跟组织反击，立即就消灭了陈馀势力。起先刘邦慕名投奔张耳，与陈馀同学未受张耳青睐，张陈闹翻张耳投奔刘邦，刘邦解决掉陈馀为老师出气，刘邦将张耳送回赵王宝座，张耳、刘邦这对师生又成了亲家。刘邦、张耳事迹也见证了刘邦的成长。其中的密码是，刘邦一飞冲天，大大回报了老师。
张良沛公殆天授的评语，可能是形容刘邦原来没有多少根基，但只要一经点拨，就显得相当老练，就像原来就很在行一样，让张良这样的启蒙者也自叹弗如。张良的评语指的军事一道，但可以想见，刘邦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或者也与他军事上的领悟力一样了得。所以刘邦的能力就是以一种可以迅速成长、骤然爆发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在颠倒众生之余，也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最终成为时代的最大赢家。
三、 刘邦的战力评估
汉高祖的天下是打下来的，所以对刘邦的军事能力需要单独专门讲述。确实，自出道，即反秦以来，刘邦的余生基本上都在战争中度过，其作战能力究竟如何，好像不怎么受重视，至少没有作为刘邦才能的重要方面，更少有人给予极高评价。估计是刘邦与项羽对抗百战百败的历史记忆太过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刘邦军事才能的评价。
传说刘邦得天下后，曾与群臣探讨刘胜项败的原因，推出了汉三杰论，在作战能力上首推韩信。又传说韩信在与刘邦探讨带兵能力时，也只说刘邦不过能带十万兵，而自己则多多益善。即使这样，韩信应该还有所保留，也就是在他的真实想法里，刘邦可能连十万人也带不了。之所以要说这个数字，无非是要给刘邦留足面子。刘邦对此并不服气，他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韩信答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历史没有记录下刘邦对此有什么响应，或者认可了这个评价，或者他对这个问题不想顶真了。于是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在后人看来，刘邦的强项就是会驾驭人，其作战能力则不值一提。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1.其实际作战能力或者大大超出后人的估计。2.上面的传说需要剥去其虚妄，还事实本来面目。
先来处理传说。刘邦对项羽作战的百战百败是不实之印象，如果回到历史记载，应该是互有胜负，项羽强于刘邦，但还没有形成绝对优势。刘邦败于彭城，随后就在荥阳东战胜项羽，止住败势，站稳脚跟，如果刘项能力差别很大，惨败的刘邦将一泻千里，而绝无可能取得一场大胜；项羽救赵靠突袭胜了汉军几场，随后在刘邦强大兵力面前只有撤退一条路可走，项羽救赵史无明记，但已经溃败的赵军不可能从汉军手中夺回邯郸、朝歌这样的重镇，表明项羽援军所为。至于说刘邦、韩信对话场面是传说，是因为这个记载称刘邦为汉王，显然不对了，因为刘邦称帝多年了，不当称汉王。
其实作为一个从一出道就作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还在作战，刘邦当之无愧是作战最多的皇帝。刘邦的作战记录还是相当多的，其作战之频、作战对象之多恐怕也是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但在人们的印象里，最容易记住的就是他常常被项羽打得落荒而逃，连子女及部队都顾不上，只顾一个人逃命了。确实，比起刘邦取得的胜利来说，这些败仗场面在司马迁的笔下既精彩又传神，让人过目不忘。但在整个秦楚之际，刘邦也就败给项羽一人，其他人则均败在刘邦手下。刘邦在反秦阶段中的作战纪录是全胜。如在反秦战事中，刘邦于起兵之初就在战斗中击杀泗水守，这是见之于史的秦军阵亡的最高军事长官。在秦三十六郡中，肯定为刘邦部战斗征服的至少有三分之一。在刘邦加入项梁阵营前，项梁对秦作战还没有取胜的记录，只有项羽有攻克襄城的胜果。而刘邦的加入，使得项梁部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留侯世家》记张良以《太公兵法》告刘邦，被刘邦用得很好，说明刘邦很有用兵的天分。在最后的灭秦作战中，刘邦以不足万人的部队（郦食其语）完成了策应援赵、拱卫楚都、西进灭秦一连串繁重的任务，没有非常的军事才干是不可想象的。
有关刘邦的战力或可从平定天下后的几次作战中反映出来。在刘邦死前，先后有击燕王臧荼、击韩王信之叛、击陈豨之叛、击黥布之叛，每次均由刘邦挂帅出战，说明在汉阵营中，其他的人（韩信除外，因其过早被废王为侯不受重用）的能力均不能让刘邦放心。《高祖本纪》记其击陈豨时分析道：“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后果如其言。传说黥布反时的心态也能说明问题。黥布以为：“上（指刘邦）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在黥布看来，汉阵营的将领除韩信、彭越外，均不在话下。只有刘邦的本事值得顾忌，但他又太老，估计不会亲自带兵作战。所以黥布反了。可以肯定，在当时人的眼里，刘邦的作战能力是相当受推崇的。但为何会留下与项羽作战百战百败的记录呢，一个原因是项羽的作战能力更高，项羽始终压刘邦一头，所以刘邦长期处在项羽阴影下，其作战能力根本显不出来；另一个原因是，司马迁有选择的描述，过分渲染了刘邦失败的场景，而忽略了刘邦对项羽作战的胜利。 实际上刘邦在与项羽成为对手之前的作战成绩是全胜，这一点就非常厉害了。与项羽作战落了下风，也还是互有胜负，不像历史呈现的全是败绩。与匈奴作战的平城之围，实为先胜后败，败在轻敌冒进，脱离主力部队，孤军深入，困窘不堪。所以刘邦的失败都是值得解读的。经过解读，就会知道令人印象深刻惨败的内涵，实际上是耐人寻味的。
关于传说中韩信以为刘邦不能将兵的说法，《韩信卢绾列传》有一条反证，击陈豨时，刘邦在全国军队到达前抵赵，问赵相周昌赵地有无可用之人，周昌推举了四人，刘邦面试后骂道：“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陈豨反，邯郸以北皆陈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表明刘邦能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权威手段调动当地士兵的积极性，可能也因此抵挡住了陈豨的凶猛攻势。刘邦每每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应该与他善于激励士气有关。仅此一条证据，就使得不善将兵说不那么可靠。
其实刘邦的作战能力还有一个标杆可以衡量，就是章邯，在那个时代只有刘邦项羽是肯定能战胜章邯的，其他人都不是章邯的对手，包括黥布、吕泽，更包括韩信。在刘邦项羽崛起之前，章邯是天下通吃的，刘项一出，章邯就走下坡路了。章邯被困在废丘的时候，韩信也在场，但非要等到刘邦彭城失败回到关中，才俘获了章邯。如果不是刘邦，最终章邯会击败所有汉军将领。以章邯为参照，刘邦的军事能力之高，应该一清二楚了吧。
四、 刘邦的杀降杀俘倾向
后世总结楚汉成败时，总不会忘记说残暴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而项羽残暴的重要证据之一便是杀降。其坑秦降卒、坑齐降卒，杀秦王子婴及秦国宗室，尽失人心。但刘邦的杀降杀俘就很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严重。
早在反秦战争期间，刘邦与项羽协同作战时，就有过共同屠城的记录。如屠城阳。因为当时有项羽在，或可将此罪行记到项羽的账上。但刘邦入秦时的屠武关（《秦始皇本纪》），就不能由项羽本分担了。众所周知，当时战争的酷烈，使得获胜一方在经过艰苦拼杀后，往往做出极其残暴的举动，即屠城。《项羽本纪》在汉四年，欲屠外黄事上，为后世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估计刘邦的屠武关及楚汉战争时樊哙的屠煮枣，性质与此相类。但刘邦的问题不出在屠城上，而是在有计划地杀害降将方面。
整个楚汉战争期间，为汉军俘获的一方势力人物为数相当不少。如魏王豹、赵王歇、代王陈馀、代相国夏说、雍王章邯、齐王田广、塞王司马欣、韩王郑昌、殷王司马卬均属被俘。然而除郑昌不详其所终外，其余均留下死于非命的记载。
首先，明确记为禽，又记为斩或死者。如代相国夏说被擒（《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曹相国世家》记为斩；齐王田广为汉将曹参所虏，而《田儋列传》言田横“闻齐王广死，自立为王”。至于其何故而死则不可知。类似情况有：章邯分明为都昌侯朱轸所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祖本纪》言其自杀；陈馀分明为张苍所虏（《张丞相列传》），《曹相国世家》等均言其为斩。赵王歇为禽（《淮阴侯列传》），《张耳陈馀列传》则明言“追杀赵王歇襄国”。两种记载之差异究竟如何，今已不可考。但笔者倾向于，这些人都是先被俘后被杀。因为死是不可改变的最后结局，而被俘可能是死前的某种状态，如章邯的被擒，就是上了功臣表这样的档案材料，应该最可靠；而《曹相国世家》记曹参之功为得王二，即俘虏了两个王，应该分别是魏王豹和齐王广。那么，上述人等皆有先俘后杀的嫌疑。这些人都是一方领袖，杀掉他们可以减少敌对势力的凝聚力。
其次，明确被俘，又在相当一段时间后被处死，或死因不详者。如魏王豹明确被俘，却未立即就死，只是在日后找理由将其杀害。汉三年，楚围荥阳，刘邦与陈平等人弃军出逃，留投降的魏王豹与周苛等守城。周苛即以“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为名，将其杀害。此等手段类似于秦二世以出巡期间诛杀大臣事，刘邦亦不想让这类杀降事与己沾上边，所以杀魏豹的周苛或因此而立功，其子周成或也因周苛之功而封侯，除此之外，周苛确实没有值得称道的功劳，所谓的守城被俘不屈，可能传说成分大于事实成分，毕竟周苛不是守城的最高甚至重要的汉军首领，项羽未必肯开出那么高的条件来收买他。在《功臣表》里有堂阳侯孙赤就是以惠侯的身份在荥阳被楚军俘虏并投降了，楚要封高官也轮不到周苛。与此同类，故塞王司马欣之死亦属可疑。史称其因汉胜楚于成皋，与曹咎同自刭于汜水上。实际上，曹咎也不是自杀，而是被斩。《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则以曹咎为龙侯陈署所斩，这是陈署功劳簿上的记录，则其斩曹咎事属实。因此，《项羽本纪》言曹咎及司马欣之自刭，皆不可信。再联系到日后汉王受伤入关，枭故塞王欣首之事，距其战败战“死”时间更已达数月之久。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将一个死者首级或尸体完好保存。如果不能保存，或就是能保存，枭其首于栎阳又有何意义呢。一种更大的可能是，故塞王司马欣当时只是被俘，后被处死。也只有在示众后的斩首，才能显出汉之武功，也可以平当地之民愤，顺当地之民心。由于上述记录不可信的原因，我们可以认为汉破曹咎、司马欣之战并非现在的记录模式，更可能的场景是曹咎战死、司马欣被俘，而战争过程就不得而知了。
司马欣之死，当为《史记》中隐而微之事，却仍属有蛛丝马迹可寻者。而殷王司马卬之死，就毫无迹象留存。自汉二年司马卬降汉后（实则为灌婴所虏），就在《史记》中失了记载。而《汉书·高帝纪》却明确记其死于汉二年、汉从彭城败退后。此事不见于《史记》，班固或另有所见。如果班固所见不假，则司马卬之死与司马欣之死似有相通之处，即二者都死得不明不白。
尽管刘邦的杀降属于隐而微，但事实俱在，不容置疑。问题是，为何在放弃或失去抵抗后，这些人却遭到杀戮了呢？这个问题确实耐人寻味。可以想见，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局面，如果这不是全部理由，至少是一部分人如此结局的原因。
魏王豹、代王陈馀、赵王歇、齐王田广还有司马卬虽然不是最厉害的角色，但也都曾是领袖一方的人物。尤其前二人，都具有一定的开拓能力，有一定的凝聚力，可以登高一呼，从者云集。这样的人之存在，总是让志在天下的刘邦心存忌讳。而司马卬亦非泛泛之辈，在赵王武臣失败后，司马卬曾一度变成了一支独立作战武装，其在秦势力范围之腹地作战，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发展壮大。更有甚者，其先反叛项羽，后因力不能敌，与项羽派来讨伐的陈平媾和罢兵。这等能屈能伸的功夫，与刘邦极为相似，刘邦容他不下，亦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章邯和司马欣，此二人是秦将，双手沾满了反秦武装的鲜血，刘邦对他们不仅在感情上不兼容，在理智上也不能允许他们继续存在。故在俘虏二人不久，即将其处死，满足了刘邦及其部下感情和理智的需求。还应该考虑到，赵地与齐地的平定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让赵、齐二国之王留下来，对于二地的敌对势力来说，等于是留下了精神支柱。故处死二人，或可使两地的平定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刘邦的杀降将，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刘邦的本性残忍。如果与天下大势相联系来考虑，才能见其深意。
鉴于上述考虑，刘邦的杀降，或可包括临江王共尉。据《荆燕世家》：“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而《傅靳蒯成列传》则另有说曰：“（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因定南郡。”江陵王，即临江王，江陵为临江国都。则共尉并非战死，而是被生擒，《高祖本纪》明言，共尉是被“杀之雒阳”。其实汉击共尉一事，本来就不合情理。据《高祖本纪》，汉令卢绾、刘贾击共尉在汉五年正月后，其罪名是“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而《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五年十二月，“汉虏驩”，表明，汉击临江之事是紧接着项羽之死、楚地大定之后就进行的。《史记》以一事之始的时间记其最终结果的现象经常发生，此为其一例。故临江之定或非此时的事，其始则可确定为此时的事。《韩信卢绾列传》称：“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十二月在正月前，汉击临江时间的不统一，表明了罪名的不成立。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临江在楚汉战争中的立场。尽管临江与汉、九江、衡山一样均为旧楚将而封王，但其没有在战争中帮楚是有一定根据的。据《黥布列传》：“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则与项羽交好的楚军旧将惟黥布一人，其余三人，汉王刘邦已叛，临江王共敖与衡山王吴芮不执行项羽杀义帝的密令，估计也与项羽关系疏远。而吴芮因与黥布的姻亲关系，在黥布归汉后，可能也有助汉的倾向。据《汉书·高帝纪》，汉五年正月，劝刘邦即皇帝位的诸侯中有衡山王吴芮，而刘邦的答谢诏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则吴芮与项羽有积怨，并肯定至少在楚汉战争后期，加入到汉阵营。而临江国可能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都处于两不相帮的境地，《高祖本纪》称其叛汉，只是欲加之罪的说法，不足为信。何况此前临江没有助汉之举，就谈不上什么叛与不叛的问题。事实可能是，先发起对临江的攻击，然后再安上罪名，因此，战争的性质是统一而非平叛。
根据共尉一事的隐秘因素，或者燕王臧荼的反叛也存在问题。《高祖本纪》称：汉五年“十月（实际上应该是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樊哙将兵攻代”。从这个记载来看，臧荼是反了。但臧荼反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臧荼之燕在楚汉战争中是帮助汉阵营的，此年正月的劝进诸侯中也有臧荼的名字。在前一年楚汉相持荥阳时，燕出兵助汉击灭楚大司马曹咎。在刘项胜负未定时助汉，到天下归汉时叛汉，情理上不通。应该考虑汉欲加之罪的情况。代地的情况当时是怎么样的呢。自汉三年韩信等汉将击灭代相国夏说后，代地就落入了汉的掌握，主事者是张苍，其职位是代相，即在没有代王的情况下，代汉行使权力，署理代地事务。而汉定天下时，张苍又从赵相的位子上，回到代相之位，而汉击燕时，张苍以“代相从击臧荼有功”，看不出燕有攻下代地的痕迹。而从张苍事迹来看，这一段的历史有点乱。《张丞相列传》记张苍相代王在臧荼反前，而当时代地无王，至汉七年才由刘邦兄刘仲为代王。另有陈豨在战争中曾以游击将军别定代，汉击燕时，或者陈豨仍在代地，由张苍扶佐也未可知。《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击燕，未及攻代一事，与张苍事迹合。《高祖本纪》记樊哙攻代可能是误记，因为汉七年，刘邦从白城败退下来，就让樊哙定代地，或许有将二事搞混了的可能。所以，在臧荼问题上不能排除捏造罪名的可能。为什么要为臧荼捏造罪名，这就要从楚汉战争结束时诸王的情况来分析了。项羽分封立十八王，三秦王、三齐王、代王赵歇都死于战事，辽东王韩广为臧荼所杀，韩王成为项羽所杀，河南王申阳降汉失地，项羽自立之韩王郑昌也被汉俘虏，魏王被汉诛死，殷王死得不明不白。剩下的汉王称帝，九江王黥布被项羽杀了全家，死心塌地归汉；常山王张耳被陈馀击败失国归汉，得汉助而为赵王；衡山王吴芮受汉封四郡之地，虽然实领一郡，应该比项羽时多。剩下的临江国共敖传子共尉，已安了个罪名剿灭。而臧荼之燕，实则是合并了项羽分封时燕与辽东之地，相当于战国燕的全境，疆域相当大。而此燕在战争中没受什么损失，也没得汉什么好处，要笼络住也颇为不易。这样一个与汉关系不甚密切的大国，总是让人不放心。所以，就不能排除汉为取得长治久安而给燕安个罪名的可能性。
从韩信、黥布事件来看，汉为求得安定是愿意付出一定代价的。比如告发韩信造反的栾说，与告发黥布造反的贲赫，就分别被封为慎阳侯与期思侯，并各受封二千户。而很多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受封户数远不及这二人。韩信之叛，始终存在着不足以取信于人的问题，汉室也因此没有把韩信的功劳化解于无形，反而把一些不是他的功劳说成是他的，比如定魏、定代、定齐就有吕泽、陈豨等人的功劳，基本上都划归了韩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刘邦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是会采用捏造罪名的办法。临江与燕的情况应该归于这一类。
总而言之，刘邦的杀降更像是一种出于为了江山社稷安定的深谋远虑，而项羽的杀降则很具有滥杀无辜的施暴狂意味。于是，刘邦的杀降常常消除了后患，而项羽的杀降，则激起了更大的反抗。
五、 杀功臣还是爱功臣
谈完刘邦杀降，就要说说名声很响的刘邦杀功臣问题。
在很多人心目中，刘邦是杀功臣的祖师爷，但仔细推算，死于刘邦之手的功臣真是寥寥无几，而且原因复杂。以菜九的研究，被刘邦下令处死的只有彭越一人，而且还是在吕后的一再怂恿下做成的，按刘邦的本心，纵使他看彭越不爽，也还是不忍心杀害。而刘邦背上杀功臣的最大黑锅缘于韩信之死，因为韩信被历史记忆为功高天下，刘邦的江山是韩信打下来的，所以刘邦指使吕后杀害韩信，理所当然成了杀功臣的祖师爷。刘邦韩信的关系很复杂，菜九有专著《拷古笔记——淮阴侯韩信历史真相大揭秘》专门作了考察，现简单说一下其中的关键所在：韩信有功劳，但说江山是靠他打下来的，是有人在忽悠了。韩信的军事能力在当时至多只能排在项羽、刘邦、章邯之后，韩信与刘邦投缘受重用并非大将军，而是高级军需官，是萧何的助手，没有参加东征，协助萧何等在关内围困章邯长达八月，也奈何不了章邯的残兵败将，最终还是刘邦彭城惨败后回到关内，才制服了章邯，而且刘邦并没有带多少人手回来，就利用原本就在关内的汉军，擒获了章邯，立功者是丁复部将朱轸。平定章邯之后，韩信才得以成为军事统帅，任务是偷袭赵之后方，抄赵之老巢，此役擒拿了赵王歇，没有背水一战，也没有斩陈馀。陈馀是张苍擒拿的，虽然史料中有将张苍划给韩信的记载，实际上张苍长期辅佐陈豨，而陈豨也正是汉击赵代的一路统帅。张苍不可能同时归韩信与陈豨统领。菜九推测陈豨完成灭代之后，向赵包抄，遇到了赵汉决战失败、向北逃窜的陈馀，陈馀不知道他的封地代已经被陈豨平定，所以落入陈豨之手。因陈豨最终反叛，而陈馀之擒之功又不容泯灭，所以就把这个功劳过继给了张苍。文官张苍是陈豨的助手，由他擒拿陈馀，感觉上不伦不类啊。韩信也不是整个汉军在齐的统帅，击齐汉军的陈武、陈涓、蔡寅等都不归韩信指挥，刘邦的合伙人吕泽估计也参加了击齐，龙且是死于吕泽部的丁复之手，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半渡而击。所以定齐不能算韩信之功。但韩信与刘邦关系好也在定齐一事上得到体现，深受刘邦信任且官比韩信大的曹参也划归韩信统领。韩信的贡献是对刘邦重用的回报，刘邦并不亏欠韩信，没有刘邦，韩信什么也不是，而没有韩信，刘邦平定三秦没有任何问题，打下天下也就是时间问题。韩信并没有取得了不得的军事成就，但也还是胜任战略统帅之任，对刘邦的贡献更多的是训练出了大量的作战部队。韩信训练士兵的能力日后成了汉政权的潜在威胁，自从被废除楚王之后，这样的威胁解除了，他与刘邦就能相安无事了，刘邦也没有必要去杀害对政权没有任何威胁的韩信。因为刘邦主动发起了废除太子事件，就与吕氏家族有了隔阂。可能从那个时候起吕后就起了以吕易刘之心。韩信的存在对日后的以吕易刘是个障碍，所以吕后趁刘邦出征平息陈豨叛乱的时机，给韩信安了个罪名杀害了。总而言之，处死韩信不符合刘邦的利益，更不符合刘邦的为人，所以刘邦也很受伤。刘邦能为韩信做的，就是最大限度保留了他的功劳，这是其他真正反叛者没有的待遇。至于韩信被夸大了的功劳，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与刘邦无关。而一旦洗清了刘邦在韩信之死上的责任，刘邦杀功臣的黑锅就背不下去了。
因为背了杀功臣的黑锅，刘邦关爱功臣的种种美德被后人尤其是今人忽视了。其实传说中引出汉三杰概念的君臣对话中，臣下就说刘邦战胜予人功，得地予人利，就表明了刘邦的仁爱。刘邦的人气王就是人品与才气的结合，仁爱的天性也是刘邦的招牌，注定他对部下的仁爱是出自本心，也会把这样的关爱落到实处。打天下的本意包含共天下，所以天下打下来之后，就分割天下，让广大功臣受益，让广大人民受益。人民受益的体现是减税。功臣受益的体现是分地。一百四十多个功臣封侯，相当于一百四十多个小国家，虽然最小的只有六百户，估计也只有一个乡大小。而像曹参万户侯，就有几个县的地盘了。
后人以为张良为避免刘邦的杀害选择隐居，绝对是误解。在分封的时候，刘邦千方百计要让张良多得利，就创造了运筹帷幄的成语，并让张良自择三万户，这比曹参的万户又多几倍，地盘可以多达十个县，在当时可足以抵一个小王。如果刘邦真的忌惮张良，可以对战争年代张良没有战功的情况装呆，张良就不会有如此高的封赏。但刘邦为张良多封创造了条件与理由，尽管张良确实贡献很大，毕竟年代久远，且没有上战场厮杀，所以刘邦的偏心还是相当明显的。看张良的功劳簿上记录到反秦阶段张良下韩国灭秦，实际此二大功全是刘邦的，与张良毫无关系，但为了给张良多封，堵天下悠悠之口，刘邦是拼了，把自己的功劳过继给了张良。你的功劳是你的，我的功劳也可以是你的。否则楚汉战争过于清闲的张良凭什么比曹参还要多几倍啊？至于张良不接受如此丰厚的封赏又是另外一回事。这像是要杀张良的样子吗？
缅怀战友嘉惠后人，人死功不灭，也是刘邦善待功臣的特色。战争年代牺牲的功臣后人被封侯，以纪念先烈，这最大体现了刘邦对功臣的关爱。郦生之子郦疥，周苛之子周成，纪通之子纪襄，都被封侯了。没有后人的，娘老子也出来领受封赏，奚涓母鲁侯疵。其中 周昌与郦生后人的封侯，都是刘邦生命最后时刻做的。
后世有人根据纪信后人没有受封一事给汉高祖戴上刻薄少恩的帽子，实属无聊之举，纪信后人没封，更可能是纪信没有后人，甚至没有父母存活到战争结束，故无由受封，与刘邦的的多恩少恩没有关系。
刘邦对功臣的关爱还以白马之盟的形式作出了庄严承诺。白马之盟是汉高祖刘邦在位时与群臣以杀白马方式定立的盟约，第一，国以永存，施及苗裔（只要汉帝国存在，大臣们及其子孙就永远有酒喝有肉吃）。第二，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非皇族成员不得封王，如没有军功者不得封侯）。百度的解释没有错。刘邦这些话还不是欺骗，完全是出于本心。因为推翻秦王朝就是要共天下，不能好处一个人得。
白马之盟的核心是共享富贵荣华，前提是你一定要有功，不能无功受禄。日后大臣灭吕氏，就是因为吕氏明显违反了刘邦的政治遗产。反过来说，白马之盟体现了当时的公平，是可以摆上台面的利益分配，这也体现了刘邦对功臣的公正公平。
汉王朝对功臣总体上是宽厚的，即使因为有罪被剥夺了封赏，皇上也会找机会寻求其他子嗣继承功爵，这大概就是刘邦的遗风，所以刘邦的作风绝对不是杀功臣之风。
也正是因为刘邦生前给了功臣很大的恩惠，才使得广大功臣念念不忘刘邦的功德，把权势熏天的吕氏给灭了。否则的话，以吕易刘，不是大快人心吗，事实是以吕易刘不得人心。这也证明了刘邦对功臣的爱，直到十几年后，还能形成巨大的威力，在刘家天下摇摇欲坠的情况下，群情奋起，保卫了刘氏天下，导致以吕易刘功败垂成。这是刘邦的阴德在起作用。那么刘邦的特点是杀功臣还是爱功臣就无需要多解释了。
刘邦废除太子未遂，就对太子进行训导，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善待功臣。《古文苑》记有刘邦对太子的遗训： 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倍年於汝者，皆下拜，并语於汝诸弟。（手敕太子）此记载出于《古文苑》。
出于《古文苑》的○手敕太子，有好几条，比较著名的是刘邦对自己文化水平低的陈述及这方面的追悔：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古文苑》）而这一条针对功臣的遗训，很好地说明了刘邦与臣下融洽的关系，并不因为他是皇帝就可以高高在上趾高气扬。所以他叮嘱太子在刘邦身后，要把这些叔叔伯伯供起来。这像是个特别喜欢杀功臣的人吗？
可以断言，刘邦对杀功臣没有兴趣。所有以为刘邦不杀功臣心不甘心不安的说法全是胡说八道。
六、刘邦的任人唯亲倾向
如果以刘邦与项羽相比较，在用人之道上两人恰成相对的两极。项羽以任人唯亲、嫉贤妒能为当世诟病，刘邦则以知人善任著称。两者的用人之道在楚汉相争时就已有定论。陈平曰：“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韩信曰：“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郦生曰：项王“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高起、王陵答刘邦问其何以得天下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此等言语，皆为刘、项之对照，凡项受指责处，皆是刘得分处。然而，事物总不会是绝对化的，刘邦亦有任人唯亲的时候。试论如下。
刘邦任人唯亲之最典型者，当数对卢绾的任用。据《韩信卢绾列传》，卢绾与刘邦同里同日生，两家素相亲相爱，这就奠定了二人关系的基础。及长大后，又是同学，关系特别好。而到了刘邦逃亡后，卢绾与之相伴、追随左右，两个人的关系特别铁。但刘邦起兵后，卢绾基本上无所作为。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刘邦的庇护下飞黄腾达，跃居众将相地位之上。从卢绾日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作战才能。而在刘邦入汉后，他却被封为将军，进而为太尉、拜长安侯。众所周知，在秦汉时期，太尉是武官之首，以卢绾之才具，任此高官，显然是刘邦的偏袒的结果。因为在整个楚汉战争中，卢绾常与刘邦同出入，其见刘邦无任何约束，随到随见。这是其他在努力工作的萧何、曹参等人无法望其项背之处。卢绾在楚汉战争中的唯一作战，或就是《高祖本纪》记载的汉四年，其与刘贾击楚后方。就是这个功劳，可信度不高，如果有的话，主要还是刘贾取得的。只要看记录刘贾战功的《荆燕世家》就可以得出结论。《项羽本纪》提及此事，就只出刘贾一人，而不及卢绾。则卢绾的作用，可想而知。待项羽覆灭后，分封天下之前，卢绾实在没有战功，为了给卢绾加官进爵，刘邦就给了他击定反叛的临江王的机会，并让刘贾陪他前往。可惜，卢绾确实不是作战的材料，连续几个月，也没能攻下临江，最后，还得靠刘邦的得力干将靳歙出马，立刻就将小小的临江平定。临江之战的结果，本来应该使刘邦对卢绾的才具有个正确估计，但到了封王时，刘邦还是想封卢绾为王。并且他的这种心思早已为众部下所洞悉。众人顺从刘邦之意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于是，刘邦顺水推舟地立卢绾为燕王。然而大家所说的“功最多”，恰好透露了极大的讽刺意味。不仅如此，卢绾受宠幸的程度更大大超过其他诸侯王。但刘邦对卢绾的这种无理偏袒，并没有得到好报，最终卢绾以背叛而报答。这是刘邦始料未及的。
卢绾之外，刘邦对夏侯婴与周緤的事迹也脱不了任人唯亲的痕迹。只不过此两人多少还有战功，又不可与卢绾同日而语。夏侯婴与刘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秦末，刘邦为官场小吏，夏侯婴亦是地方小官，其对刘邦始终是言听计从，恭敬得很。刘邦曾失手将其殴伤，他为刘邦掩饰，并为此而坐牢。在楚汉战争中又救了太子刘盈与鲁元公主。故其功劳虽不及樊哙、灌婴，但其受封户数则大大过之。从记载看，周緤对刘邦的关系属于紧跟型，其早期战功已不可考，但其又与傅宽与靳歙同传，而战功大大不及前二者。然而，他在刘邦至霸上时，便已为列侯。之后，其受封户数又超过了傅宽。其传记资料表明，无论刘邦作战利与不利，其始终无离上之心。故司马迁评论曰：“蒯成侯周緤，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以此等事迹，却要与战功显赫、从未吃过败仗的傅、靳二人同传，司马迁的用心或许是相当无奈，或许是别有用心，即出生入死之人，其最终的犒劳，未必多过唯唯诺诺之人。司马迁将夏侯婴与樊、郦、灌同传的用心，或也与此相似。因为夏侯婴始终没有如其他三人那样，在楚汉战争中独当一面，基本上属于因人成事者。
刘邦任人唯亲的其他受益者还应当有任敖、审食其、戴侯彭祖。任敖的情况与夏侯婴有类似处，他早年也是沛县小吏，与刘邦关系较铁，刘邦逃亡后，吕后系狱，任敖即动手打伤对吕后不恭的执法人员。反秦战事中，其为刘邦守丰；楚汉战争时，他为上党守；基本上都在远离战场的地方，亦不见其对前线的贡献。可就是这种履历，亦使他受封达一千八百户，为许多出生入死者所不及。审食其的情况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他基本上是刘邦的家臣，其所有的履历，只是在反秦与反楚战事中侍候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只有一件与众不同处，即，他与太公、吕后一同做了几年项羽的俘虏。戴侯彭祖的功劳有与审食其相类处，即其在反秦与反楚战事中，也是以侍候太公为主要事迹，但其尚有一突出处， 即在刘邦初起攻沛时，由他为起义军开城门，此事或为一殊荣，值得称道。上二人的封侯，皆足让功臣齿冷。但在家天下时期，为人主者就这样办了，其他人也无可奈何。至于吕氏兄弟的封侯，因为其或有不小之战功，不得简单视之为任人唯亲现象。而营陵侯刘泽之封，则可勉强视作此等行径。因为刘泽与刘邦非至亲，当为疏族，不得与刘邦之兄相比。其加入刘邦阵营的时间亦晚，为汉三年。其功劳无足称道，但其受封数却惊人的多，为一万二千户，位列头号功臣的曹参的受封户数也不过万六百，而萧何、张良、周勃、樊郦滕灌傅靳蒯成就更不在话下了。其受惠最多，然而在定论功位次时，其功劳是排不上号的。汉初十八功臣中，有任人唯亲嫌疑者，或只有夏侯婴一人，而且其毕竟在反秦时有过不小之功劳。
其实，在刘邦的任人唯亲中，还可以加上陈豨和张良，原因是这两个人与刘邦特别投缘。陈豨与刘邦投缘是因为共同的爱好——两人都是魏公子信陵君的崇拜者，所以天下大定之后，陈豨被委以赵代两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而张良在战争中没什么功劳，且有离开刘邦随韩王成到项羽楚都彭城的说不清的历史，但刘邦在封侯时任其自择三万户。须知，经过长年的战乱，即使是大县，人户也不过五千，三万户，差不多要抵一个小王了。当初项羽立吴芮为衡山王，也不过六县之地，而且相当僻远，可能远不足三万户。至于刘邦所说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云云，在史料中得不到证实，但张良对刘邦立下的功劳决不是什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以替代的，在项羽分封时，张良为刘邦讨得整整一个汉中郡，凭这一条，就足以封万户侯。但张良比较识趣，只择与刘邦结识的留为封地，其地肯定不足万户。但此二人对刘邦事业的贡献肯定大于上述诸人，所以任人唯亲的痕迹不明显。张陈二人之外，韩信实际上也是因为与刘邦投缘而受重用，而且最终也没有闹翻，还是可以互撕斗嘴的。
总之，人以一己之好恶予人功予人利，基本上可以算作为人之天性，并非只是项羽的专利。在刘邦一方，也无法戒绝。只不过刘邦的任人唯亲并未影响到刘汉阵营的对敌斗争。在战场上，基本上还是做到了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对于自己喜欢的人，不是用委以重任，而是用赏以厚爵的方式来落实这种偏爱。不像项羽用诸项，如项它（汉二年为曹参所破，汉四年为灌婴所擒），项冠、项悍（二者于汉三四年为靳歙所破），项声（汉三年为彭越所破，汉四年为灌婴所破）等，全是失败的记录。因此，刘邦的任人唯亲，还没有如项羽般到了感情用事的地步。这就是刘胜项败的另一种深层次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