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马迁与班固“游侠观”之差异
“侠”之一字，指的是一种仗义勇为、扶弱抑强、打抱不平的人或行为。“游侠” 这一社会群体与现象崛起于风起云涌的春秋战国时期 ，兴盛于秦汉时期。
“游侠”在古代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遭到抵触和排斥的，他们的行为在儒家看来是违背伦理纲常的，在法家看来是挑战皇权法制的，而在大部分史家看来则是搅乱统治秩序的。两千年多来，“游侠”始终充满着慷慨悲愤的情怀，成为中国历史上独特而夺目的“悲情英雄”。
1、司马迁注重“侠之小者”
然而，司马迁却明确而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并在《史记》中为 “游侠”开篇立论，勇敢地歌颂 “游侠”的侠义精神。“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司马迁浪漫主义的 “侠义”，注重的当下的人文关怀和民间疾苦 ，更期待“行侠仗义、济民救人”的侠义精神，正如金庸笔下的“侠之小者”。
2、班固独尊“侠之大者”
与之相对，东汉史学大家班固则针锋相对地在《汉书》中为 “游侠”立传，他对“游侠”的态度与司马迁的言论相悖，对“游侠”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视“游侠”为封建伦理等级制度的大敌，期盼着社会稳定，国家强盛。认为司马迁是“退处士而进奸雄”。班固的 “游侠观”则反映着金庸笔下“忠义慷慨、为国为民”的“ 侠之大者”。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中传达的各自的“游侠观”的差异是显著的和多因素的。归根结底 ，除了他们的家族教育与思想流派、个人经历与生活阅历、个性品格与价值取向、审美意识与悲悯情怀、史学宗旨与思想主张不尽相同之外，关键还取决于两人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的各不相同 ，从而导致了的二者“游侠观”的差异。
二、游侠观念产生差异的客观原因
1、 家族教育与思想流派
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的西汉王朝，汉初，久经战事之后，休养生息，黄老之风盛行。他父亲司马谈的思想倾向于黄老之道，学识渊博， 不仅“学天官于唐都”， 而且“ 受《易》于杨何”， 还“ 习道论于黄子”。因此，家学渊源的司马迁的思想中吸收融合了阴阳、墨、名、法、道等各家的思想内涵,因此对于“游侠”这种非儒非法亦非道的“社会散人”,他可以做到相对客观地评价。
东汉儒学的正统地位已经确立，而班固则于公元32年出生在东汉一个豪富、拥有外戚身份，并且家学传统纯正优良的大家族里。班固的父亲班彪撰著《史记后传》时,就表达对《史记》游侠和货殖等部分的批判。班固深受儒学世家的熏陶，深受其父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他父亲的史学思想。司马迁兼尊儒道而不拘于儒术，班固独尊儒术。
2、个人经历与生活阅历
司马迁年轻时曾有过一段非常难忘的少年傲游。他受父亲之命，一路沿着大禹治水的路线而行，徒步游历祖国的山川。司马迁从关中家乡韩城出发，往南到达了楚国一带；接着沿着长江流域往东走，到达绍兴这一带；再往北到达太湖流域（张良曾在此处埋伏刺客刺杀秦始皇；刘邦、项羽都是这一带人；韩信也是在这崛起）；然后沿着淮河流域走到了中原的中心也是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之地——三和地带（河南、河内、河东）；最后渡过黄河，回到关中。
中国最主要的地方，司马迁都基本上走过。司马迁站在黎明百姓的立场和角度出发，注重人文关怀，救世济民。班固曾入宫作为章帝的侍读而随侍左右，因此时常奉命对朝廷大事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讨论。他还甚至参加论议了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班固作为中护军随军出行，参预谋议。不久之后，窦宪在燕然山大败北单于后，班固与其一同登上燕然山，刻石记功，并撰写了著名的《封燕然山铭》。之后班固一直担任窦宪的幕僚,主持笔墨之事。所以班固是站在上层统治阶级的立场和角度出发，注重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三、观念产生差异的主观原因
1、 个性品格与价值取向
二十岁的徒步游学影响了司马迁不拘泥于世故的个性品格与价值取向。司马迁虽是史官，但推崇“游侠”。他在思考时往往带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事情考虑趋于片面化。
司马迁笔下绝大部分的“游侠” 都是悲剧的，仿佛他们的“失败” 传达着更悲怆的执著和坚持——“宁为玉碎”。他们生命最大的意义在于自我实现。因此，司马迁心中充满着对世俗荣华的不耻与不屑，和对 “游侠”的一种崇拜和期盼。
而班固有所不同，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思想的伦理哲学决定了他的个性品格与价值取向。他甚至还参与民生与军队的国家管理政策的制定。班固将 “游侠”与豪强宾客、外戚属臣归为一类，认为他们“权行州域，折力公侯”，借权弄私，败坏社会秩序。班固以稳定社会、强盛国家为目标，认为游侠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更为严谨务实。
2、审美意识与悲悯情怀
司马迁通过《史记》，为我们刻画了一个个生动形象的侠义之人，太史公对侠义精神赞扬和追求是贯穿全书始末的。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列举了众多民间的游侠，例如“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的朱家 ，不仅“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 ，而且“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又例如“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的郭解在年长之后浪子回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
除了《游侠列传》中的民间的“游侠”之外，司马迁同样也对历史上著名的英雄人物报以尊敬的目光和厚重的笔墨，而不论这些“英雄”是否被当时“成王败寇”的社会意识主流所认同。例如为报知遇之恩的荆轲，不远千里入宫刺秦王；又例如垓下被围、四面楚歌的项羽，霸王别姬、乌江自刎……
这些历史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拥有着高于世俗的侠义精神，有独立的人格、坚定的信仰且将这一切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而班固在《汉书》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他基于儒家的哲学与价值观而形成的审美意识体系，强调了道德的主体性及个体对整体、秩序、规范的绝对服从性。因此使得《汉书》中的人物形象趋于类型化，且限制了人物个性化的充分表现。
3、史学宗旨与思想主张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开篇就表达了自己对“游侠”的看法与态度，他认为“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但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司马迁高度赞扬 “游侠”的此种品格：“要以功见音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太史公字里行间慷慨激昂，在他笔下的游侠，不是某一个人群的总称，不是理想中的良民或君子，也不是穷困潦倒的社会底层。何谓游侠？游侠就是具有独立自由的人格、一诺千金、正直勇敢、扶危济困、舍己为人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于生命的一种“悲情英雄”。
班固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司马迁的“游侠观” 错在：“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他在《汉书-游侠传》中，表达了自己相反的看法和态度，他认为“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所以，“民服事其上 ，而下无觊觎”，正如儒家圣人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
班固在《汉书》中明确完整地表达了一个正统儒家史官的史学宗旨和思想主张——重秩序、重礼法。他认为最好的社会状态是：“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理焉。”一个强调 “游侠”的侠义慷慨，一个强调 “游侠”的破坏法纪。一个志在宣扬侠义精神，期盼着人民自由豪迈，幸福快乐；一个志在扼制侠义精神，甚至于消灭“游侠”，期盼着社会稳定，国家强盛。
四、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
1、历史发展的趋势
每一个封建王朝，都基本经历着 由“重武” 到“ 贵文”的社会风气变迁阶段，目的是削弱地方军事武装的力量，保障军事力量的集中在中央，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巩固政权的延续，达到国家的大一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尊儒”的建议，并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新儒学思想，替代黄老道家思想，作为汉代的统治思想。《汉书》相对于《史记》而言，更符合封建统治与剥削阶级的需求。
班固认为自战国以来 “游侠”之风盛起，社会秩序因此混乱，至于司马迁笔下的“郭解之伦”，则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 ，其罪已不容于诛矣”。他将 “游侠”视之为封建伦理等级制度的大敌。
2、社会思潮的变迁
随着汉王朝社会发展趋于稳定，汉政府对 “游侠” 的打击力度逐步地加大 ,自然而然的，两汉的群众的价值取向、社会的意识形态与两汉的社会风尚也经历着从“崇侠” 到“ 抑侠”、由 “尚武”到 “贵文”的发展变化过程 。
司马迁处于国家统治思想的交替变迁阶段，既继承了一些道家等诸子百家思想观点，又吸收了一些儒家思想观点。而反观班固所处的东汉时期，新儒学已经确立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班固也就自然而然的形成坚定的儒学主义。
3、不平则鸣
司马迁身处的时代正值汉武帝在位时期，连年征伐、苛捐杂税使社会一片凋敝,严刑峻法、酷吏政治更使得民众战战兢兢、苦不堪言。在这样一个人人自保的社会环境里，独立自由、傲然物外、除暴安良的“游侠”就显得格外突出。司马迁渴望侠义精神的出现，引领百姓们反抗暴力，追求自由与幸福快乐的生活。
班固生活在兴盛的东汉明章二帝时期，这是一个刚刚经历过西汉末年动乱的时代 ,社会秩序和阶级等级的稳定，是远远要比自由豪迈的浪漫主义更重要的,因此班固不可能在《游侠传》中鼓励一班不守法纪的狂人异士到处逍遥快活、行侠仗义——他在《汉书》中表达的是一种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宗旨。
司马迁、班固亦深受其影响 , 尽管他们各自在《史记》、《汉书》中共同为“游侠”开篇立传 ,但他们对 “游侠” 好恶的评价认定以及对 “游侠”范畴的划分界定大相径庭 ，最终形成了两人不一样的 “游侠观”。
五、总结
现代社会，利益物欲横流，人心逐渐变得冷漠，面对社会发生的种种“不平”之事，人们一个个的“作壁上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侠义精神的流失， “见义勇为”沦为空洞的口号。最近大热的《叶问4》中，叶问有句台词激动人心：“我是个练武之人，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这就是我们学武术的初心。”希望血液里流淌着的“侠义”永不会干涸。侠骨千年寻不见，碧血、红叶、醉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