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在大青山下》一节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然而现在还有人反对昭君出塞，认为昭君出塞是民族国家的耻辱。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在封建时代要建立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主要是依靠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解，而统治阶级之间的和解又主要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以及由此产生的封建关系的改善。和亲就是改善封建关系的一种方式。当然，和亲也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有些和亲是被迫的，但有些也不是被迫的，昭君出塞就没有任何被迫的情况存在。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和亲就一定加以反对，那么在封建时代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取得民族之间的和解呢？在我看来，和亲政策比战争政策总要好得多。”
那么，昭君出塞真的给汉朝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吗？一个弱女子真有那么大的作用？和亲政策真的是一个好政策吗？其实，昭君出塞并非没有一点强迫的情况存在，这件事现在看来可以作为民族友好的象征，但在西汉当年却绝对是国家的一个耻辱，正因为如此，和亲政策未必要比战争政策好。不客气地说，一个国家实行和亲政策，正是其软弱和无能的表现。这个政策在实际上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一
王昭君，名嫱，昭君是她的字，西晋时因避司马昭名讳，改称明君或明妃。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秭归）人。一般人都认为昭君深明民族大义，是为了国家前程才“主动”请求和亲的。其实，昭君在“主动”二字后面所深藏的凄楚辛酸无奈之情，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昭君仪表绝丽，端庄高雅，年纪轻轻就被汉元帝选进宫去。可从公元前38年进宫到和亲的前33年，五年时间里昭君竟没被皇帝临幸过一次。正史没说原因，不过据晋葛洪的杂史笔记《西京杂记》记载，汉元帝后宫极盛，没有机会同所有宫女见面，就让当时善画人物、画技非凡，“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的著名画家毛延寿画下每个宫女的姿容，再根据画像的美丑来召幸。宫女们为取宠于元帝，纷纷用重金贿赂毛延寿，希望把自己画得美些，独有秉性耿直的昭君自恃貌美，不肯行贿，结果被毛延寿故意画丑，致使她始终没有机会被元帝临幸。
这段记载符合元帝的慵懒性格，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汉书》里当然不会留下这段历史。从此，昭君的悲剧命运就拉开了序幕。宫女住在汉官里，虽然吃穿不愁，有专人侍候，但她们本来就是笼中的金丝鸟，池中的美人鱼，是供人观赏玩弄的。现在连这个机会都失去了，等待她们的前途可就不妙了。从汉武帝时就立下一条陋规：皇帝死后，往往把宫女送到皇帝的陵园去守园。当时汉元帝已经四十多岁了，荒淫的生活早使他的身体衰弱不堪。绝路似乎就要延伸到昭君的脚下。换了一般宫女，只能在无情的岁月当中虚度青春，要么终老其中，魂归千人冢；要么殉葬，陪伴白骨幽灵。但昭君并不甘心坐以待毙，她在等待着改变命运的机会出现。
机会终于来了。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主动提出与汉朝和亲。元帝16岁的女儿和宗室女子们都不愿去趟这河浑水，元帝只好让宫女们报名。当时，人们都把和亲视作死路一条，而昭君却有自己的考虑，与其在汉宫中过这种苟且偷生苦海无边的生活，还不如做单于的阏氏更有滋味。于是，她主动请缨，去匈奴“和亲”。
昭君的这一做法既是全身远害又是对元帝有眼无珠的报复。在为呼韩邪单于饯别的盛大宴会上，容光焕发、举止雍容、貌若天仙的王昭君出来跟单于见面，她的光彩使所有汉宫女子都黯然失色，第一次见到王昭君的汉元帝更是深感意外，很想把她留住，但又不便失信。元帝的这股无名怒火无从发泄，于是就在昭君出塞的同日，大开杀戒，“弃市”了一些画家，不但包括毛延寿，还有善于画飞禽走兽，“工为牛马飞鸟众势”的陈敞、刘白、龚宽、樊育等名画家。相传，昭君还写了一封信给元帝。信的内容是：“臣妾幸得备身禁脔，谓身依日月，死有余芳，而失意丹青，远窜异域。诚得捐躯报主，何敢自怜？独惜国家黜陟，移于贱工，南望汉阙，徒增怆结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少怜之。”据说元帝得书后，大为动情，愁绪无聊，恹恹成疾，不久便病笃驾崩，享年44岁。正史中，汉元帝确实是于公元前33年病逝的。
表面上看，昭君是“主动”请求去“和亲”的，但这是一种被迫的“主动”，是一种绝处求生的“主动”。试想，如果昭君被汉元帝召幸并过起了一种“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生活，她会踏上时人视为畏途的“和亲”之路吗？再说昭君嫁给四十多岁的呼韩邪单于以后，生了一个儿子，刚刚适应了天寒地冻、住庐穿裘、食肉饮奶的塞外生活，才三年时光，呼韩邪单于就去世了。匈奴有“父死妻其后母”的习俗，这跟汉人的伦理道德相抵触，因此昭君上书给汉成帝，要求回汉朝。但没有得到允许，昭君只好打消归汉的念头，忍受了“子蒸其母”的委屈，再嫁给继位的复株累若单于为妻。昭君当年的悲苦心境，从她写的那首《怨旷思惟歌》中可探知一二。在汉朝，王昭君郁闷不乐，而“和亲”出塞以后，也不过是“忧心恻伤”而已。那些为昭君出塞大唱赞歌的人们，从根本上漠视了一个鲜活女性生命的人格和尊严。还是白居易说得好，“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在屈辱的“和亲”政策面前，王昭君的命运更是如此。
二
“和亲”政策最早是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实施的。秦末汉初，北方的冒顿单于以其雄才大略统一了匈奴各部，控制了南抵长城，北抵贝加尔湖，东至辽河，西逾葱岭的广阔地域，拥有精壮骑兵30万，建立起了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国威赫赫，堪称当时世界的超级大国。而当时的中原地带，刚经历了连年战争，国力衰微。公元前200年，冒顿率师南下，直逼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刘邦亲率30万步兵迎敌，不料却中了冒顿的伏兵。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刘邦所率的先头部队被匈奴30万骑兵包围。汉军被围七日，饥渴难耐，救兵不至，突围无望，刘邦只好派人以重金厚礼买通了冒顿单于的阏氏，说动冒顿撤兵，才逃脱了性命，史称“白登之围”。
就在刘邦面对匈奴嚣张的气焰和北境混乱的局面一筹莫展忧心焦虑之时，刘敬不失时机地献上了“和亲”之策：将皇帝的嫡长公主嫁与冒顿单于，再奉送丰厚的嫁妆，匈奴仰慕汉公主尊贵的身份，又贪图汉廷的财富，必然立公主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这样，冒顿活着是皇帝的子婿，死后皇帝的外孙继立为单于，从来还没听说过外孙敢与外祖父分庭抗礼的。
其实，“和亲”政策的始作俑者刘敬在献计之初不知是一时疏忽了还是有意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为了登上单于宝座，冒顿处心积虑残忍地射杀了亲生父亲；为了麻痹东胡达到最终消灭的目的，冒顿把备受宠爱的阏氏转送给了东胡王。如此一代枭雄怎么可能被婚姻的纽带束缚住手脚，俯首帖耳地向汉帝称臣？而且，由于长期的游牧狩猎生活，匈奴已经形成一种崇尚武力、恃强凌弱，以攻侵掳掠为荣的民族性格。他们认为，失败了，本来就应该匍匐在胜利者的脚下，贡献女子财富，此乃天经地义之事。从一开始就可以预见，“和亲”对匈奴是不会有多少约束力的，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主张。然而在平城之战失败阴影的笼罩之下，刘邦只能病急乱投医，采取了这种权宜之策。只是由于吕后的坚决反对，才找了一位宗室姑娘冒充公主，出使匈奴“和亲”。高祖九年（前198年），汉朝与匈奴正式缔结和亲之约，除了以公主嫁与单于，厚赠奁资外，主要条款有三项：一是每年都要奉送一定数量的金、絮、缯、酒、米、食物等物品，二是汉朝开放关市，准许汉匈双方物质交流；三是约为兄弟，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从高祖开始，中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至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发动对匈战争时止，和亲成了汉朝最基本的一项国策，一直实行了六十多年。
那么这项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呢？除了开放关市，对汉匈两民族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民间的往来有一定的益处外，为了执行这一政策，汉朝每年都要忍受巨大的财政损失，把大量的财富以和亲的方式白白输往匈奴权贵的庭帐之中，美其名日“和亲”，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纳贡，是一项以女子、金帛来换取边境暂时安定的委曲求全的政策。然而，这并不能保障北方地区的安宁及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汉朝制作的精美的缯絮等物品进入匈奴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匈奴权贵们的贪欲。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匈奴军队经常大举南下，铁骑所到之处，蹂躏庄稼，洗劫财产，杀戮吏民，掳掠人口，十分残暴。每年北方各郡被俘掠杀伤的总在万人以上。匈奴骑兵甚至两次进犯到长安附近，一时间，西汉首都战云弥漫，情况非常危险。
更重要的是，“和亲”政策对历来恪守华夷之辩的汉人心理也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汉文帝时，贾谊在上疏陈述政事时说：汉天子为天下之首，而匈奴不过是天下之足，如今堂堂的中原大国竟然受制于人口不及汉地一大县的区区匈奴，这种本末倒置、足居首上的怪异现象真是令人痛心疾首、流涕叹息。在汉人中间，一向有轻视“蛮夷”的心理，连汉匈“和亲”时结为兄弟的约定从内心深处都不愿意接受，更何况天朝大国每年还要向匈奴输送大量的女子、玉帛，卑躬屈膝地乞求与匈奴和好呢！当然，现在看来，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感情，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合乎情理的。
由此我们知道，“和亲”政策从历史根源上就不是什么好政策，它只是汉朝在国力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特别是一系列内忧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对匈奴的侵扰采取的一种消极防御政策。这个政策的背后，是汉朝百姓的血泪呻吟和上层统治者的隐忍待发，是匈奴统治者不可一世的跋扈狂妄。这样的“和亲”政策对汉朝来说是奇耻大辱，对匈奴倒是大好事一件，汉朝的女子、玉帛照纳不误，汉朝的北部边境照抢不误。
三
昭君出塞后，汉朝和匈奴维持了五六十年的和平友好关系，汉朝经过休养生息，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兵强马壮，已有足够的力量制止匈奴的入侵。这时英武盖世的汉武帝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不拘一格地选用出身低贱的卫青，后来又发现了霍去病，开创了千古未有的扫除匈奴大患的丰功伟绩。公元前133年，和亲中断，汉武帝决定对匈奴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反击，到公元前119年，在两位年轻的天才将领卫青和霍去病的先后带领下，汉军先后发起了三次大的反击战役，即河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仅收复了河套失地，占领了河西走廊，开辟了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而且打败了匈奴的主力，使匈奴元气大伤，匈奴王庭被迫迁到北部大沙漠以北，出现了“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的喜人局面。这样，不仅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使中国北部地区能继续得到开发，边境得到安宁，保障了中原各族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跟西域各国也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西汉建国以来百年的匈奴边患基本得以解除。
如果汉武帝也继续“和亲”，认为“和亲”总比战争要好，皇帝们一个个苟且偷生下去，匈奴只会得寸进尺，用不了多久，女真族灭亡北宋的历史话剧就会提前一千年上演。在中国历代君主中，汉武帝并不是多么完美的一个，但在抗击匈奴侵扰这一点上还是值得肯定的，清代王昙在《汉武帝茂陵》一诗中评价说：“和议终非中国计，穷兵才是帝王才。”
诚然，战争是可怕的，它意味着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因此，人类总是一往情深地向往着和平，总是诅咒着可怕的战争。应该说，这种反战思想是非常宝贵的，它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一些好战君王的穷兵黩武。但是，总会有那么些天生的侵略者，与这些人谈和平，无异于与虎谋皮，如果用“和亲”政策去对付他们，只会更加激发他们的侵略积极性。这个时候，除了以战争反抗侵略，别无他法。正如《吕氏春秋·荡兵》里所讲，战争“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善用之则为祸”。
正是由于汉武帝的大举反击，才使匈奴的势力日益削弱。后来，匈奴贵族内部又发生战争，出现了五单于互争统治权的混战，加上先前的大饥荒，天灾人祸一折腾，匈奴的人口、牲畜死伤无数，社会经济濒于破产。混战到最后，又形成了呼韩邪单于跟郅支单于南北对立的局面。这个时候，王昭君的第一个丈夫就登场了。呼韩邪单于才能出众，受到匈奴各阶层的尊敬和爱戴，可惜公元前54年，被郅支单于打败了。在这危急时刻，匈奴左伊秩訾王建议呼韩邪单于向汉朝称臣，以便在汉朝的援助下，重振匈奴。呼韩邪单于采纳了这个有见识的主张，率众南移，准备同汉朝结好。他曾于公元前51年和公元前49年两次人长安朝汉，受到汉宣帝的隆重接待，不但得到了许多赏赐，而且后来匈奴缺粮时，西汉政府还拨去粮米两万斛。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和陈汤在康居（今苏联费尔干纳西北，成海以东）攻灭郅支单于以后，呼韩邪单于才统一了匈奴各部。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朝汉，并主动向汉元帝请求和亲，这才引出了昭君出塞的故事。
在这儿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呼韩邪单于为什么不在前两次朝汉时，就向汉宣帝提出和亲的要求，而要在时隔十几年后向汉元帝提出？汉元帝是否必须答应匈奴的和亲要求？汉宣帝统治的时期，呼韩邪单于正处于勉力图存时期，自顾尚且不暇，哪能顾得上和亲的事。再者，他也深知，汉宣帝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皇帝，虽然没有其祖汉武帝的气魄，但也能够知人善任，信赏必罚，是一个“功光祖宗，业垂后世”的“中兴令主”。就算提出和亲，只怕汉宣帝未必会实行那已荒废了八十多年的政策，如果人家不答应，弄个没趣不说，说不定还会影响借汉复匈的大业。基于以上考虑，呼韩邪单于的“和亲”之事才迟迟没有提出。
但到了第三次朝汉时，情况就不同了，此时的呼韩邪单于已统一了匈奴，成了一国之君，他自然想像列祖列宗一样，弄一个汉家姑娘做阏氏，除了可在温柔乡里自得其乐以外，还可进一步加强与汉朝的关系，使得匈奴复兴有一个强大的外援；而当时汉朝的实际情况是“虎父”已死，“犬子”汉元帝当了皇帝，他的懦弱无能有近人蔡东藩的评价为证，“若元帝之优柔寡断，徒受制于宦官外戚而已”，“试观元帝一朝，二竖擅权，正人义士多被摧锄……”
呼韩邪单于说要“和亲”，汉元帝自然一口应允，一者可以宣扬大汉天子的恢宏大度，二者他还想用这“和亲”作为羁縻匈奴单于的一种手段，这正是元帝的庸懦之处。其实，按照当时的情形，不答应呼韩邪单于的“和亲”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蔡东藩在评点昭君出塞时说：“此时匈奴衰弱，何必再袭娄敬（即刘敬）和亲之计？直言拒绝，亦属无伤，仍给以宫女王嫱，徒使绝代丽妹，终沧异域，嗟何及欤！”他还作了一首诗，直指元帝的无能，“娄敬和亲号罪魁，宫妆辱没剧堪哀。如何番虏投诚日，尚使红颜出塞来？”正是汉元帝的庸懦无能，才使汉朝在国力强盛根本不需要与匈奴“和亲”的情况下，又一次实施了这个屈辱的政策，以致造成了昭君出塞的千古悲剧。
其实，当时呼韩邪单于虽然统一了匈奴，但其时的匈奴已江河日下，国力衰微，再也没有力量与胆量去进攻汉朝北部边境了。如果还是本性不改，只能自取灭亡。呼韩邪和他的后辈只有与汉朝和平共处，才可能使匈奴重振雄风。而一个国家要想重新振作起来，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没有五六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是不可能做到的。汉朝奋发图强直至打败匈奴所用的时间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五六十年的和平期不正是世人在歌颂昭君出塞时所津津乐道的吗？因此，即便没有昭君出塞，这五六十年的和平照样会存在。这个结论虽然令人扫兴，但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四
“和亲”姑娘甚多，为何唯独王昭君能青史留名？
如前所说，昭君出塞换来五六十年的和平，只是一个幌子，不是根本上的原因。中国男人内心深处的那种“崇美”心理才是昭君得以芳名照汗青的真正原因。汉朝“和亲”的姑娘中，几乎都是宗室女子，远嫁外邦为国“和亲”本不是她们心甘情愿，实在是为大势所迫。这其中的“大势”，既有汉朝的国力不如匈奴，又有皇帝的高压，还有父母的辛酸无奈，所以这一路“和亲”下去都是生离死别的哭哭啼啼，版本、情节都一样单调，时间一长，看得人都腻味了。还有一点就是，这些宗室女子虽都是大家闺秀，但真正能称得上国色天香的估计没有几个，这无论如何也打动不了中国男人的情怀，特别是修史的男人，但昭君就不同了，她是民间女子为国“和亲”的绝无仅有的一人，如此一代美人，竟然徒自在寂寂深官里荒废青春年华，怎能不让天下男人特别是汉元帝扼腕长叹！
而且昭君是在后宫三千佳丽都视“和亲”为畏途的情况下，主动请命为“和亲”献身的，如此大无畏的革命勇气，让中国的男人们很是感动。怜香惜玉之心和感动之心一结合，男人们就觉得有责任为昭君做点事情，于是就忙活开了——有不遗余力地在昭君故乡寻找并保护文物古迹的；有在史书上挥动着如椽巨笔为昭君极尽赞美之能事的；更多的则是一片深情怀念着昭君姑娘，而且还把这种怀念之情一辈辈传承下去。
至于匈奴的后代加入这忙乎的队伍之中，就更好理解了，人家昭君姑娘国色天香，不畏艰险，排除万难，毅然嫁给单于，要是不记住点人家，那还能算是有良心的人吗？因此，内蒙古地区修建十几个昭君墓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就这样，昭君从历史的长河中一路走来，永远活在了中华民族的心中。
到了上世纪后半叶，“和亲”政策尤其是昭君出塞，赢得了史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不独翦伯赞老先生如此，就连革命老人董必武也这样认为：“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见识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这首诗现在已经被镌刻在昭君墓前的碑上。这众口一词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可怕的历史观在起作用，历史的真实却被慢慢遗忘了。这是否也算一种鲁迅先生说的“瞒”和“骗”昵？
在“和亲”这件事上，我们正麻醉于一个真实的谎言当中而不自觉。把国家的和平大业寄托在几个“和亲”的女人身上，这虽然比说女人是红颜祸水好听了一点，但也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男人们是可以如释重负了，又能去快乐地享受人生了，但是，男子汉的尊严往哪儿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