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的象征
《雷雨》的“序”中反复强调“蛮性的遗留”、“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等话语无非是说明，《雷雨》所表露的“苦闷的象征”是从伦理化叙事——“情欲”的维度解释人的生存意志冲动和生命存在状态。
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将“酒神”视为生命存在的本质象征。“酒神精神”肯定了人类生命形式的极限性，使人沉醉于“神秘的自弃”而忘却人生的痛苦，领悟到解除个体化束缚、复归生命本真的意义，获致与世界本体融合的终极性愉悦。这就是《雷雨》的“序”中说的对宇宙和生命的“神秘之谜”的“不可言说的憧憬”。
在曹禺的笔下，情欲不但表现为生命存在的本体，也是人的实在形态。当人纠缠于“情”与“欲”中难以自拔，沦入错位、变异的关系结构时，一切均归于毁灭: 或肉体和灵魂俱毁，或身犹在心却死。后者如周朴园，他之悲剧性结局的缘由是，最初与侍萍的情爱关系说明他也是在情欲的驱动下悖逆了伦理秩序，但他又始终顽固地持守道德信条，因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具有罪责意识，而且竭力维持现存的扼杀人性的伦理秩序法则。周朴园的悲剧性具有两重性: 既是制造悲剧的人，本人也没能逃脱悲剧命运。
《雷雨》中最具悲剧性意味的是蘩漪。曹禺提及的“雷雨性”所指的就是蘩漪。“雷雨性”体现在蘩漪那里，实际上就是绝然而然、一意孤行的为人方式和行事态度，一种神似于“酒神精神”、具有极致性的意欲冲动。皆因，蘩漪试图以非理性的生存方式——情欲来改变那种使她感到窒息令她绝望的生存现状。她厌恶透了自己在周家那种母亲或妻子的暧昧身份，只想还原为女人的本色:“我是人，是一个要真正活着的女人。”甚至不惜用“乱伦”这种极端而畸形的情欲形态来改变“铁屋子”式生存。”
按照曹禺的说法，“极端”和“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是该剧的两种氛围基调，也是推动剧情曲折发展的不可或缺要素。蘩漪无疑代表了前者，周萍则属于“情感和矛盾的奴隶”。不难发现，整个剧作叙事的驱动点实际上是周萍，他是纽结剧中“欲望叙事”的五重性爱关系。一个通常的误解是，周萍仅仅是一个以矛盾、怯懦、无行动感而显身的人物符码; 情况恰恰是，处于生命意志冲动中的周萍，一旦听命于内心的激情便将伦理意识和道德约束付诸脑后。周萍的生命悲剧是与生俱来，它形象地解答了《雷雨》的“序”中提出的有关人生困境和生命荒诞的存在论命题。
总之，《雷雨》依凭“欲望叙事”把情欲视为合情合理的生命存在形式，以此去质询、抗争诸如“存天理，灭人欲”般的伦理秩序，体认人的生存困境和存在状态。另一方面，曹禺又对作为生命本能的情欲的极端性和绝对性心存疑虑，其“欲望叙事”与存在主义思想家主张的“本能造反逻各斯”有着不可忽略的区别。曹禺毕竟受东方文化、主要是道家的返璞归真、生命自由、精神超越思想的浸淫颇深，同时也缘于他对个体生命存在的现代性思考:“曹禺是中国现代作家群中仅有的几个有意识地进入对人类本性的深刻思考的作家之一。
梦幻的象征
在诗学层面上《雷雨》不啻为“梦幻的象征”。“梦幻的象征”是曹禺把握世界的艺术方法和剧作自身审美结构的生成特征。而人生在世与梦幻喻世之间的内在融会，促成了《雷雨》中生命存在感与艺术创作观的统一。
《雷雨》的“序幕”与“尾声”在剧情和结构上颇具寓意: “过去”( 作为剧本主体的四幕剧) 和“现在”( “序幕”和“尾声”) 呼应且贯通，类似于《红楼梦》前五回的或虚或实、亦真亦假的梦幻式结构。“序幕”的时间是“冬天”的下午，一位神色忧郁、面容苍老的男人( 周朴园) 来到医院( 三十年前的周公馆) 看望住院的妻子; 与此同时，在医院等候母亲的姐弟俩听到了一个故事。“冬天”是与剧本主体部分的“夏天”相反的季节; 夏季酷热灼人、高温逼人，使人焦灼不定、烦躁不安，情绪极易失控; 冬季万物休眠，人的情绪趋向清醒而冷静; 而且，冬季也与教堂的肃穆气氛和宁静环境相适应，能“把一种错综复杂的罪恶推到时间上非常辽远的处所”观剧者的心态随之变得沉稳和安宁。
为了强化借梦幻以象征的特质，曹禺特意设置了周冲这个人物，《雷雨》的“序”中称其为“烦躁多事的夏天里一个春梦。”剧中讲述周冲面对四凤时抒发了一种类似于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剧作中的“天边外”命题: “天边内”的现世生存是一种缺乏生命激情和人生内涵的状态，“天边外”则是充满着无穷的创造能量和无比的精神自由的心灵家园。周冲之“梦幻”的实质在于，他不愿循规蹈矩、唯唯诺诺地接受父辈为他预设的人生方案，而作为传统父亲形象的周朴园也绝难容忍儿女们在人生前途上的自我抉择。于是，周冲遭遇到哈姆莱特式“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而个体性生命存在是否可能，归根到底是自由是否可能。周冲以其“春梦”的破灭和生命的了结作出回答。
概言之，《雷雨》的梦幻式象征结构是有关人生存在、有关生命意义的大制作。一方面，它描绘了现实，以致给每个人物的结局都安排得山穷水尽，更无法改变。另一方面，它是空前的超越，以有限的存在方式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如此才能实现对现存的超越，建造一个具有自己深层结构的艺术世界。
悲剧的象征
《雷雨》往往被当作现代意义上的“命运悲剧”，我却倾向于从生存论存观之: “《雷雨》所要传达的是一种悲悯的生存论悲剧观。
在《雷雨》中曹禺之所以反复地借剧中人物的口不厌其烦地喟叹“命运”的残酷，无非是以此凸显情感欲望的无限释放和理性秩序之间不可解决的冲突，暗寓了人类存在的永恒悲剧性，透现的是一种深沉而博大的悲悯之思具体说，《雷雨》中的“周公馆”固然是剧中人物的主要生存处境，但以象征化艺术维度来考量，“周公馆”更多的指向生命存在的时空性象征，极其接近奥尼尔的《毛猿》中的“铁笼”———一个囚禁人的“监狱”的象征体。剧作中周萍的一句话:“这个能引起人的无边噩梦似的老房子”，实则形象地点破了“周公馆”的象征意义。或许可以说，周家也包括鲁家的人都被拘禁于其间，都被无形的高压状态笼罩着。人们无一例外地感受到莫名的沉闷或无端的“郁热”。倘若说“周公馆”呈示的是人的现实世界，那么，“周公馆”的外面则是不可预测、祸福难辨的自然世界(外部环境) 。换言之，两个世界互相牵连着彼此呼应着。“外界气象的变幻万千正是人物神秘莫测的无常命运的象征，也暗示着人物可能的不幸结局。”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曹禺何以在《雷雨》的“序”中总是提及“井”、“笼”、“坑”、“泥沼”，以及“门”、“窗”等意象。客观地说，前者喻指“围困”，昭示人的生存困窘和存在的荒谬，后者隐喻“逃离”，意指人想从“铁笼”逃脱的艰难和突围的无望。总之，这两类意象展示了存在的梦魇与生存的无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