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AndieFreude）是席勒1785年夏天在莱比锡写的，那时他创作的戏剧《强盗》和《阴谋与爱情》获得巨大成功。恩格斯称《强盗》是“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阴谋与爱情》则是“德国第一个具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然而，当时的席勒受到欧根公爵的迫害出逃在外，身无分文，负债累累，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正在席勒走投无路的时候，莱比锡4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仰慕席勒的才华，写信邀请他到莱比锡去，路费由他们承担。席勒接到信后立即从曼海姆出发，不顾旅途困顿和身体虚弱，走了8天来到莱比锡，受到4位陌生朋友的热情欢迎和无微不至的招待。《欢乐颂》就是在席勒感受了这种雪中送炭的温暖后，以万分感激的心情写出来的。 歌颂人间欢乐 宣扬博爱理想 这首诗采用了当时流行的颂歌体。这种题材源自古希腊诗人品达，很早就被运用于德国诗人的创作中，一直到19世纪著名的颂歌诗人贺德林。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最有名的颂歌体诗人是克洛普施笃克。此人一改启蒙运动诗歌干瘪说教的风格，写的颂歌热情洋溢，神圣崇高，深受当时青年人的喜爱。歌颂欢乐这个题材的诗，在席勒以前也有人写过。德国的阿那克里翁诗派（也称作洛克克）的哈格唐就写过同名诗《欢乐颂》。但这两首《欢乐颂》不一样：哈格唐歌颂的是现世的快乐，席勒歌颂的则是从人间高尚的感情升华成一种与神为伍的欢乐。席勒《欢乐颂》的诗风受克洛普施笃克的影响，具有庄严崇高的韵律，而哈格唐的《欢乐颂》虽也带着严肃的调子歌唱欢乐，但是诗中带有讽刺和针砭。 席勒在他的《欢乐颂》中歌颂的欢乐，先是歌颂他受友谊感动后产生的具体欢乐，后来他把这种具体的欢乐人格化，使欢乐拥有了普遍性，进而引申出他对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追求，特别是对博爱的歌颂。“你温柔的翅膀飞到哪里，哪里的人们都结成兄弟。” 席勒在他的《欢乐颂》里还反映了康德“星云说”的自然观和当时盛行的“泛神论”宗教观。这些当时堪称先进的思想在这首长诗中可以读到。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终曲乐章中，男高音领唱的原文歌词中是：“像那恒星飞奔在那瑰丽的太空”，这透露出康德“星云说”的宇宙观，遗憾的是我国演唱的歌词是“……好像那太阳/运行在那壮丽的天空上”。译者疏忽了原文的dieSonnen是复数，一个太阳是太阳系的空间概念，多个太阳就是指扩大到银河系的宇宙概念。 仅从第九交响曲的译文 理解整个《欢乐颂》远远不够 1959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中国首演，《欢乐颂》由此广为人知。贝多芬创作第九交响曲冲破过去的传统，在第四乐章引进了人声。他在这个作为终曲的乐章中采用席勒《欢乐颂》里的部分诗节作歌词，谱写了齐唱、合唱、四重唱和男高音独唱（领唱）。这些声乐曲和管弦乐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庄严崇高、雄伟瑰丽的交响乐章。1786年，《欢乐颂》在席勒自编的杂志《塔莉亚》上首次发表，感动了许多德国人。贝多芬当时l6岁，是否读过此诗，尚不得而知。但有文献表明，青年贝多芬在波恩时代曾声称要把《欢乐颂》全部诗节配上乐曲。但是，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终曲的合唱乐章中仅仅采用席勒《欢乐颂》中的部分诗节。从诗的总体看，贝多芬挑选得十分精当。 虽然只有6段，但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概括全诗内涵的作用。但从乐章使用诗节的数量看，不到《欢乐颂》全诗的1/3。所以要通过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终曲的歌词来了解诗人席勒和他的《欢乐颂》远远不够。 再有，对我国读者来说，对《欢乐颂》的了解是通过中文翻译得到的。但译文与原文存在着差距，通过中文译文来理解《欢乐颂》会大打折扣。我国演出第九交响曲终曲的合唱部分通常用的是歌曲翻译家邓易映的中文译文。应该说，与原诗相比，这位翻译家的译文做到了精神上相符。译文基本表达了原诗歌颂欢乐的本意和宣扬人类博爱理想的用意。中文译文流畅自然，这是因为译者将德文翻译成中文时，尽量照顾到译文符合中文韵律所系的四声，努力做到使译文的抑扬顿挫与所配旋律的起伏相一致。问题是，译者着力照顾到译文的可唱性，牺牲了原诗生动具体的形象性、含义深刻的哲理和比兴。特别是席勒写此诗时那股奔放不羁的劲头，在译文已经难觅踪迹。比如，原文是：“亿万生民，互相拥抱吧！/把这一吻送给全世界！”邓译成：“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大家相亲又相爱！” 本文无意挑剔邓易映同志译文的瑕疵，她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歌曲翻译家，她译过许多德国和其他国家的艺术歌曲，对介绍外国艺术歌曲作出了卓越贡献。根据我自己的感受，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重要的是贝多芬的音乐。贝多芬的音乐固然受了席勒的激发，但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终曲的总体来看，席勒的诗句不过是贝多芬音乐的载体，邓的译文宜于演唱，译文缺点也就无伤大雅。我之所以指出译文上的问题，是想说明：只通过第九交响曲终曲的歌词译文来了解席勒《欢乐颂》是不够的；要全面了解，必须把全文译出来；说得理想一点，最好通过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