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智深是作者最恨的，但又拿他没办法，即鲁智深“奈何不得”；作者最爱的是与鲁智深相反的方向和相反相对立的作为。
作者为什么最恨鲁智深？因为鲁智深是“鲁提辖”，服务效忠于“小种经略相公”而又欺瞒人说在“老种经略相公前”任职。这鲁智深并非是一个人，而是代表很多很多人的儒学文化。“鲁提辖”，就是言儒学文化对“提手”，也即中华民族的生产制造技术创新发展有大害，“辖”，“车害”，就是大害。促进激励技术创新发展的道佛自然之道文化就是重“一”、重“一人”，重“奈何”的文化。“奈”，就是“大示”，就是对“一”和“一人”的展示宣扬，“一”就是前所未有的生产制造技术创新，就是前所未有的新产品制造；“何”就是“人可”，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殊性，就是人远远超越动物，值得称大称牛骄傲的特殊能力，颂扬展示人的特殊能力的文化及理念就是“文殊”，这就是佛教“文殊院”的含义。儒学文化就是“无奈何”，不“文殊”的文化，这就是鲁智深不能促进技术发展、技术创新，造成中华民族工业制造落后的原因。儒学文化所文的不是人之殊，而是文的人与动物的偏面的共性、通性；仁义、礼义、关爱（顾）、情义、善、修行、祈福等就是动物界偏面的普遍性。宋儒用善、用积善积德的相通论炮制出所谓的“儒释道三位一体”论，从根本上篡改颠覆了道佛追求技术创新、技术发展和“文殊”的性质，这就是水浒传第三回所写的“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赵”，宋也；“员外”意在“外”字，“外”皮表，浮浅也。这与鲁智深与智深相对表达文化深浅一样。按儒文化习惯，鲁智深与“智深”是一个人，只是姓氏的省略而已；但在作者那里，“智深”与鲁智深表达的则是相对立的文化概念。当然“智深”表达的是高深智慧的文化，那么，鲁智深就是浮浅的外表文化，因此鲁智深与赵员外都属于“外”。所以金圣叹在第三回回前批中写道：“夫金老则何力致鲁达于五台山乎，故不得已。却就翠莲身上生出一个赵员外来，所以有个赵员外，全是鲁达入五台山之线索，非为代州雁门县县有此一个好员外，故必向鲁达文中出现也。”“何力”，就是指的道佛“文殊”“人可”之力。古老的仓颉“何”：文化“不得已却”，“却”是远离之意，“不得已却赵员外”，就是言这赵员外强行不让“却”，也即硬性将道佛何（金，富）与“身上生出的赵员外”粘和，“身”就是情，“身上”指的就是以宠辱若惊之身为上的儒文化。“非为”就是言赵员外的作为是犯罪行为——“非为”。
“大相国寺”并非只是简单的地名或佛教寺院名称，而是可以表达佛道治政文化理念的。“相”就是治理国家，“大”就是治理国家的方法或策略经略。“大”，就是“一人”，就是“尊一”、“尊一人”的文化理念，就是尊重前所未有技术创新和尊重创新大人才，孕育培养创新人才的文化。仓颉“一人为大”造字，突出的就是尊“一”、尊“一人”，也即用“一”，“一人”，用“人可（何）”“两可（哥）”之“文殊”引领人，引领国家民族的发展。这样的文化发展策略就是“老种经略相公”。儒学文化种“仁义”、种“礼义”等就是“小种经略相公”。这就是文中让鲁智深管理大相国寺后菜园子的原因。鲁智深看管菜园子，并非是普通理解的为大相国寺生产菜疏供其所用，而是讽刺儒学文化只出庸才（菜）和靠语言文字惊人引人的虚才（杜甫、苏子之流）；并不能产生国家民族需要的能创新制造创新技术的大人才，巧手人才。
鲁智深霸占二龙山，儒文化之“仁”就是“二龙”和“二龙山”，和林冲交友，或厚重林冲，就是言儒文化厚重落后野蛮文化而轻视先进技术，先进制造文化；“林”就是落后荒蛮适合野兽出没之地，“林冲”即“冲林”，即朝着树林子的方向过速行进。而真正的智深文化是向先进制造之“工”，朝着经济军事强大为王的方向前进的，也即“一进”、“王进”，也即朝着“一”和“王”冲。这就是作者写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