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欧长期奉行庄园制经济。所谓的庄园制度是构成了欧洲封建制度的组织基础。在当时，每一个庄园实际上都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大部分自己需要的物品。
随着西欧的人们从黑暗时代慢慢走出，贸易再次成为主要经济力量，城镇被特许作为人们交换货物的场所。由于来自庄园和世界各地的原材料的涌入，城镇成为各种工匠和工匠称之为家园的制造中心。这些技术娴熟的人聚集在一起，组成行业协会，以保护他们的贸易和权利。由此，中世纪的行会进入历史舞台。
商人行会是由商人组织而来的：那时候的西欧中世纪商人通常从事长途贸易和本地批发贸易，同时也可能是自己所在城市的商品零售商，在那里他们拥有领主给与的开店权力。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商会还参与国际贸易和本国政治，并在外国城市建立殖民地。
工匠协会是为特定行业而组织的：这些行会的成员通常在城市内拥有并经营小型企业或家庭作坊。工匠协会一般在经济中的许多领域都有其活动身影。食品行会购买农产品，将其转化为消费品，并出售食品成品，例如面包师、酿酒商和屠夫。制造业的行会制造耐用品，一旦有利可图，就把它们从城镇出口到遥远市场的消费者手中，例如纺织品、军事装备和金属制品的制造商。第三类公会出售技能和服务，例如职员、马车夫和艺人。
中世纪行会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他们所代表人群权利得到保护
在组织上，中世纪的人们通过建立类似于现代工会的行会会员机构来实现无论是在有关城市管理的问题上，还是在他们与其他行会和商人的关系上的对外一致。此外，行会还会制定了关于工作时间、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规则，当时会员都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中世纪行会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垄断的执行机构。行会只允许其会员在城市范围内使用一种制造工艺。任何想要练习此技能的人都必须经过行会的审查并被接纳。这确保了工作质量得到规范，但同时也抑制了竞争。中世纪的行会也要对其成员之间的法律纠纷负责，行会会议的议程中也有法律程序。
最后，在某些情况下，比如与领主签订大额合同时，或当国王或贵族宣布竞争合同时，中世纪的行会还会充当贸易接洽中间人的角色。随着有组织的军队和民兵的崛起，特别是在冲突时期，合同竞争变得更加普遍。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一个城市的织工或铁匠公会接到一份合同，为一个军团生产几千件衣服或盔甲。
行会在中世纪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行会成为崛起的城市中产阶级教育背后的推动力量，以至中世纪后期随着文法学校和后来大学的诞生为西方世界的精英教育产生了可能性。
城市里居住着没有封建责任的人(自由人)，这意味着普通人第一次有机会通过自己的能力来控制自己的命运和孩子的命运。如果一个家庭有足够的钱，他们可以请一个手工艺大师收他们的孩子当学徒。这个家庭必须付给主人足够的钱来给孩子提供9年的食宿。在这九年里，孩子会听从师傅的吩咐，跟着师傅到他的作坊里，慢慢地学习手艺。学徒们的生活并不轻松，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做最令人麻木和肮脏的工作——只有那些真正有决心的人才能积累足够的知识，才能达到公会的下一个等级，成为熟练工。
当了几年学徒（吃的大多是桌上的残羹剩饭）后，作坊的主人会把这个学生任命为行会的熟练工人。从此，这个人正式成为行会的一员，他将可以拥有有限行会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获得公平的基本工资。作为一个熟练工，他可以继续在他以前的师傅手下工作，或是到其他的行家处工作。在此期间，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开始创作他的杰作。一件杰作是一件工艺精湛、细致入微、艺术精湛的作品，或是他在工艺领域的重大创新。一旦一个熟练工完成了一件杰作，他就可以提交给相应行会批准（这类似于现在的专利申请手续）。如果他成功了，这个熟练工人就会获得工艺大师的头衔。
当一个工匠成为大师时，就拥有了建立自己作坊的权力，可以开始雇佣自己的学徒，极少数工匠会开展合作。这种建立作坊的做法是后世集团公司的雏形。在通常情况下，那时候工匠的孩子会跟随他们的父亲做学徒，然后和一起工作。事实上，这种强大的世袭传统在18世纪的公会解散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值得提出一点则是，与以往的传统说法恰恰相反，大多数中世纪的行会没有特权思想，也没有核心圈子。大多数行会都是以一种非常民主的方式运作，每个正式会员对决定拥有平等的投票权。更正式的等级制度要在很久以后才开始出现在行会中，那时候的公会成为横跨许多城市的更大的组织，并形成了复杂的网络。
行会主宰者中世纪城市，是当时城市的创建者、市长和财政大臣
行业协会这个词可能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词根“geld”，意思是“付出，贡献”。“geld ”的名词形式是指为某种共同目的捐钱的人组成的协会。这个词根也表示“献祭，崇拜”。“这两个定义可能反映了行会作为世俗和宗教组织的起源。——加里·理查森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
行会在中世纪城市的政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通常来说，行会扮演城市创建者、市长和财政大臣的角色。每个行会会员都有义务支付一笔费用来支持行会的运转。作为回报，行会用这些钱给会员发放贷款，照顾生病或去世会员的家人，并维护他们的资产。
不是每个行会都会有公会之家，但那些公会确实把它作为成员讨论问题，销售和展示商品的地方。在商业行会或规模更大、横跨多个城市的中世纪行会中，行会的公会之家也会为旅行会员提供住宿。
大多数城市章程要求行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对城市做出贡献。这些贡献可以是：例如，建造或装饰公共建筑物、公共工程、维修济贫院或组织公共活动。这种贡献的遗迹在欧洲的各个城市仍然可以找到。
中世纪行会制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许多批评的对象
对中世纪行会制度最直言不讳的两位批评者是让-雅克·卢梭和亚当·斯密。在整个欧洲，反对政府控制贸易、支持自由市场制度的趋势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逐渐进入政治和法律体系。法国大革命将中世纪的行会视为封建制度的最后残余。1791年的《教堂法》废除了法国的行会制度。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同行业的人很少会聚在一起，即使是为了娱乐和消遣，但谈话的结局是一场针对公众的阴谋，或是某种提高价格的阴谋。确实不可能通过任何可以执行或符合自由或正义的法律来阻止这种会议。但是，虽然法律不能阻止同一行业的人有时聚集在一起，但它不应该为这种集会提供任何便利，更不应该使它们成为必要的集会。
在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中，中世纪行会制度被认为是反对自由贸易，阻碍技术创新、技术转让和商业发展的腐朽。根据这一时期的一些描述，行会越来越多地卷入了简单的领土斗争，相互之间的斗争和对其艺术自由从业者的斗争。
但是，一个制度的产生的必然有其合理性，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中世纪的行会的确保护了行业利益，而在当时互相帮助、限制内外竞争、规定业务范围、保证经营稳定、解决业主困难等方面的确也产生了作用。在落后中世纪文明的传承、延续与创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近现代世界高等教育制度、企业合同文化以及契约精神的直接先驱，其作用不可以磨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