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的兄弟，咱能不能委婉点，毕竟诗词是那么文雅的事，咱可以把“露骨而又深情的诗词”换个说法吗？这东西在古代确实有个专用名称，叫做“艳词”。
“艳词”也叫“侧艳之词”，起源于隋唐到五代这一时期，本来是个正经的诗词体裁概念。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着，竟成为题材艳冶、辞藻艳丽词作的专称，变成了词的内容、风格的分类概念。
元、白的这些诗词主旨为感时伤事，或因故友重逢而唤起心底感慨，或是感伤年华易逝、人生多难，题材既不艳冶，辞藻也不艳丽，几乎无涉于男女艳情，所以唐朝的“艳词”算不得严格上的“艳词”。
唐朝“艳词”的题材内容十分宽广而丰富。既可以现男欢女爱、男女相思、狭邪艳情，也可以反映民生疾苦、针破社会时弊、歌颂天下大治、颂扬君主圣明，吊古伤今、思归怀乡、伤时感事等等。在作品的题材内容方面，唐朝的“艳词”与诗没有太明显的区别。总之，在唐朝，“艳词”不是用来专门概括艳情词或辞藻艳丽的词的术语，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泛指在酒宴、聚会等场合用于演唱的歌词。
隋唐燕乐是词体起源时期的词乐，艳曲正是隋唐燕乐的组成部分。艳曲的特点是乐体短小，”短歌能驻日，艳舞欲娇风“。由于它易记易唱，因此流行于各种饮宴聚会，成为当时的流行音乐，文人们也便于即席填词。在唐末及五代时期，凡是能填入艳曲的歌词就叫“艳词”，艳词也就是配合艳曲的歌词。
“侧艳之词”何为“侧艳之词”？“侧”，就是不严肃、不正当的意思；“艳”，就是那些香艳美丽的写爱情跟美女的歌词。温庭筠是写“侧艳之词”的专家。《旧唐书-温庭筠传》上说：“( 温庭筠) 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
和尚也多情，做了和尚还大写爱情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其人。现代有苏曼殊，西藏有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宋代则有仲殊 、惠洪等 “情僧 ”。
对于和尚写艳词一事，历代评论家在多半持嘲讽 、抨击的态度 。前人在评论惠洪诗词时说：“忘情绝爱，此瞿昙氏之所训 。惠洪身为衲子 , 词句有 `一枕思归泪 ' 及 `十分春瘦 '之语 ，岂所当然!”所以，大家得出的结论是：“此僧风流蕴藉，不减少年，然恐非莲社本色也 。”
宋代的艳词，一般指的是带有男女情爱色彩的词。宋代和尚写艳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原因又是什么呢？
仲殊最有名的词作是《柳梢青 ·吴中》：“岸草平沙。 吴王故苑，柳袅烟斜。 雨后轻寒，风前香软，春在梨花。 行人一棹天涯。酒醒处， 残阳乱鸦。门外秋千，墙头红粉，深院谁家。”这首词里。作者就像工笔淡彩画家，慢慢地点染出一幅赏心悦目的水光山色，而最后才画龙点睛地画出露出墙头的美人 。所谓万绿丛中红一点 ，美人才是仲殊心中最美的景观。
如果说写女性尚可理解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出家人，在作品中公然追思艳遇 ，就让人大跌眼镜了。仲殊的 《南歌子·忆旧 》就是这样的另类：“十里青山远， 潮平路带沙。 数声啼鸟怨年华 。 又是凄凉时候，在天涯。白露收残月, 清风散晓霞。 绿杨堤畔闹荷花 。 记得年时沽酒， 那人家?”
唐代开始的禅宗南北宗之争，在宋代以南宗胜利为结束。南宗“一切皆空 ”、“触处皆真”的禅学思想，凸现了所有的世俗现象与日常生活。所谓烦恼即菩提，人欲即妙道，在 “自然” 、“适意”的观念提倡下，给僧人们七情六欲的放纵开了一个方便之门 。在宋代禅林“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习，道德不必修，嗜欲不必去”的思想引导下，僧人们往往能直面正视人性、人情尤其是人欲问题。
北宋城市经济及商业文化的日渐繁荣，士林风俗中的宴乐文化弥漫到社会各阶层，歌妓歌舞侑酒与文士填词听曲为一体的宴乐之风成为社会风俗，也是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一种行为模式 。宋人喜作词，是因为词更多地承担了与儒家诗教 、诗文道统迥异的文化功能 ，即文学的消遣性、游戏性 、审美性等功能，这种娱宾遣兴式的文化功能体现出宋人对人性人情的理性认识，以及宋人对人之主体价值和独立意识的觉悟。
总结在中国的抒情文学中，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当着任情而发的原初状态的文学到了 “淫”（过分）的程度时，就会受到儒家哲学思想的规范。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是周而复始的。
以偏于言情的诗歌为例：《诗经》中的情歌，至梁陈.间的宮体诗而走上极端，于是有陈子昂大力号召风雅比兴以矫之；而在杜诗成为普遍的审美规范后，发展到明代，又出现了绮艳之作，于是清代诸批评家再起而矫之。词的发展过程中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在中国的文学中，风雅教化是最重要的批评观念，所以从本质上说，超越这一观念的标准并不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