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资产阶级的起源是城市中的市民阶层，而他们之所以能逃离封建制度的禁锢与迫害，离不开欧洲分裂的政局，正是国王、贵族与教会之间的勾心斗角和胶着态势，才使得市民阶层得以在权力斗争的真空中茁壮成长，并最终成为封建制度的掘墓人，开创新的时代。
一、庄园逃出的农奴进入城市，组成市民
西欧的封建制度，可以说是一个极为固化的社会制度，几乎没有任何阶层流动。罗马帝国覆灭后，握有重兵的军阀们成为国王，他们的手下则成为贵族和骑士，而被他们保护（或是胁迫）的，手无寸铁的弱者们，则成为干苦力的农奴。
全国的土地被层层分封，每一层都要对上一层效忠，农奴和土地是贵族最大的财产，与中国的农民和地主不同，农奴和贵族之间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农奴世代为贵族的奴仆，他的一切身家理论上皆归贵族所有，除非极特殊的情况，否则农奴几乎没有阶层晋升的可能。
在这样的社会，可以说是富人永远是富人，穷人永远是穷人，所有人，自从出生那天起，就被他的血统所绑定。
这样的制度，无疑是违背人性的，在中国古代，皇帝通过科举制度让底层有了合法晋升的途径，化解了这股怨气，但是直到中世纪结束，欧洲都没有类似的制度。因此，农奴要想脱离封建庄园的禁锢，只有冒险逃亡。
逃亡的农奴如果被抓住命运是凄惨的，但是依然是无数的农奴前赴后继的突破贵族的封锁，这些人逃出庄园后，往往就进入城市。在中世纪，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在城市中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以成为自由人，因此当时人都说:“城市的空气让人自由。”
但实际上，由于当时通讯极为不便，一旦农奴逃出庄园，贵族就很难将其拘捕，而且贵族也不会为了单个的农奴而大动干戈。这些逃出的农奴由此成为自由人，他们就是城市的市民，除了逃亡的农奴，城市中还有犹太人、外国人以及少量的贵族等，但其主力无疑是农奴。
农奴脱离了贵族的管束，便需要自己治理自己，其中第一件事就是确立产权，在封建庄园，产权是重叠的，一块土地既属于农奴但更属于贵族，它实际上是两者共有，但是在城市，不再存在这种人身附庸关系，因此产权是唯一的，只属于个人的。
另外，市民还要解决行政管理问题，由于没有贵族和国王管理，市民们便通过选举的方式选出市议会来管理，这是后来欧洲议会制的起源，另外，熟练的工匠们还会组成行会来维持市场秩序，避免恶性竞争。
处于权力真空的市民们进而组建了一套完全不同于封建制的制度，这是后来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
二、市民阶层利用欧洲分裂的政治格局发展壮大
前面说到农奴逃亡城市成为市民并且组建了不同于封建制度的一套规则，但是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发生，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政治格局的分裂，即本地区不存在一个一言九鼎的强权。如果是向中国那样，皇帝掌握至高无上的大权，那么这样的自治城市根本不可能存在分毫，他很有可能在萌芽之时，就被皇帝消灭了。
西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欧洲的政局混乱，国王、贵族、教会彼此之间争斗不休，谁也无法彻底压倒谁，因此城市就成了他们拉拢的对象，相对于摧毁城市，各方意识到让城市为他们提供资金，为他们制造武器和火炮，无疑才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如果一个国王或贵族想要摧毁城市，不仅会遭到城市的抵抗，还会受到其他贵族的掣肘，贵族们会立即向城市抛出橄榄枝，以赢得他们的支持。而如果哪个贵族或国王赖账，城市也可以选择不再贷款给他而贷给别人。
这种分裂的政治格局使得城市成为了决定权力斗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城市在不同强权之间游走，从而顺利的生存了下来，这在古代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
真正让市民阶层彻底壮大并成为资产阶层的，还是15世纪开始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这一时期，欧洲的国王们开始加强集权，削弱贵族，但他们没有钱，因此他们和城市联盟，依靠城市的资金和技术（火器），压倒了割据一方的封建贵族。在这个过程中，贵族被削弱，而市民阶层则通过与国王的合作成为政府的官僚，普通商人通过王家的惠顾也成为身家万贯的大商人，随着新航路带来的金银，资产阶层由此产生。
当集权完的国王想要控制资产阶层时，却发现他已如此强大，以至于只能拉拢不能摧毁，而中国的商人，显然缺乏成长的契机，以至于无法成为资产阶层。
三、最糟的时代反而诞生了新时代的种子
欧洲政治格局的分裂，本来是一件坏事情，但最终却诞生了新时代的种子，罗马帝国覆灭后，由于统一强权的消失，欧洲陷入群雄割据之中，市场被分割，古罗马的宏伟城市破败不堪，曾经繁荣的地中海航线也只有寥寥数船。
14世纪，一场恐怖的黑死病更是夺走了欧洲2/5的人口，使得很多地方杳无人烟，但是正是这种彻底的毁灭消灭了旧有的文明，并使得专制在此无处生。
正如一个时代的成功者往往是下一个时代的失败者，一个时代的失败者也很有可能是下一个时代的成功者。
物极必反、天道好轮回永远是不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