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穆鲁克颠覆埃及阿尤布王朝之后，叙利亚与埃及之间的地缘政治矛盾，也由此变身成为马穆鲁克——阿尤布（叙利亚）两大王朝之间的对角，巴勒斯坦则成为了双方博弈的焦点。在双方最初达成的协议中（1253年），耶路撒冷及其所处的中央高原，以及海法以南的沿海平原（沙仑平原+非利士平原）被认定为了马穆鲁克王朝的领土。
自中央高原北部的“以斯德伦谷地”起的区域，则成为了阿尤布家族的保留地。（可参看中东部分所做的《以色列及其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或《迦南之地地理结构图》）。大家尤为要注意的是这片谷地，因为一场影响世界历史的战役，即将在此展开。
很显然，没有任何一方会真的满意这样的切割，谁都会想吃掉对方一统埃及、巴勒斯坦和大叙利亚地区（包括黎巴嫩）。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涉，军政合一的马穆鲁克王朝将更有可能完成“统一”工作。当然，残留在沿海地带的十字军们，也将一如既往的关注这一切，并依据时局变化选择与哪一方结盟。不过三方都应该已经注意到了，西征的旭烈兀大军，已经开始在伊朗高原的征服工作。这强悍的蒙古人接下来会怎么走，将极大影响西亚的地缘政治格局。
木剌夷国基本算是蒙古人在伊朗高原上唯一碰到的强烈抵抗者，此后他们在西伊朗的征服更像是一场接收行动。公元1257年冬，蒙古人开始向新月沃地进军。正在巴勒斯坦对峙的阿尤布、马穆鲁克王朝暂时还是安全的，因为无论从地理还是政治的角度，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拔斯王朝都将是第一目标。巴格达的哈里发并没有因为他神圣的宗教地位，变得更有抵抗力，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只是在巴格达西北部的底格里斯河畔（提克里克附近）做出一点抵抗的姿态，整个过程可以用望风而降来形容。
哈里发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阿拔斯王朝经营了500年的巴格达城，以及聚集在城内的7万军马了。然而在这种形势之下，坚守一座孤城又有什么意义呢？蒙古人的攻城战仅仅进行到第十天（公元1258年2月），阿拔斯王朝的第三十六任哈里发，便把自己交给了蒙古人。不过投降并不意味着王朝的覆灭，圣裔家族、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义的捆绑程度，使得哈里发制度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虽然从十世纪起，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就成为各方诸侯的傀儡，但基于其在穆斯林世界崇高的政教地位，入主巴格达的诸多势力，都还是会维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模式。比如同样从欧亚草原而来的“塞尔柱人”。将巴格达、哈里发，与春秋时期的洛邑、周天子相类比，大家应该会更容易理解这层关系。
然而这一次阿拉伯人的想法落空了。因为与那些在入主巴格达之前，就已经完成伊斯兰化的入侵者不同的是，此时的蒙古人并不是穆斯林。甚至在蒙古崛起之前，这些北亚游牧者对基督教要更为熟悉。比如曾经与成吉思汗在高原上相争的克烈部的王汗、乃蛮部的太阳汗，就都景教（聂思脱里派）信仰者。这次西征的前锋怯的不花，也是景教教徒。虽然这只是北亚游牧民族对宗教开放态度的一种表现，并不意味着会天然更倾向于基督教世界，但最起码指望他们像以前那些穆斯林王朝一样，愿意把自己置于哈里发之下是很不现实的。
最终建立了人类史上最庞大帝国的蒙古人，并不认为自己需要借助哈里发来树立在穆斯林世界的威望。随着末代哈里发及其继承者们的被处死，阿拔斯王朝及其所代表的阿拉伯帝国，也彻底走进了历史。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蒙古人并不认为自己需要在自己的权力之上，再虚设一个“神”的代理人，但却不代表蒙古人无视被征服地区的宗教结构。事实上，以格鲁吉亚王国、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为代表西亚的基督徒，正是旭烈兀西征所倚重的对象。
最主动配合蒙古人行动的，是在奇里乞亚重建的亚美尼亚王国。阿塞拜疆蒙古驻军对罗姆苏丹国的征服，让亚美尼亚人看到了复国的希望。我们知道，亚美尼亚人的世居之地是以塞凡湖、凡湖、乌鲁米耶湖为核心的亚美尼亚高原。在塞尔柱人入主安纳托利亚高原，并建立罗姆苏丹国之前，亚美尼亚王国虽经常臣服于周边帝国，但总体上还是一直能够凭借缓冲之地的特殊地位，维持独立、半独立的地位。而塞尔柱人对小亚细亚的入侵，不仅打破了这一平衡，也让亚美尼亚高原彻底处于穆斯林国家的统治之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是，流亡的亚美尼亚人从战略利益同样受损严重的拜占庭帝国手中，得到了奇里乞亚并最终重建了王国。
基于上述历史，重新恢复亚美尼亚高原的原始政治属性，一直是亚美尼亚人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人，曾经把希望寄托于东征的十字军身上，而后者则投桃报李的帮助前者，脱离拜占庭人控制，并联手对抗穆斯林的压力。然而在十字军的事业明显走向没落之时，并且看到对方为了生存，经常和穆斯林国家合作后，亚美尼亚人已经对这些天主教不再抱什么幻想了。在这种时候，独立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之外，甚至成员中还有不少基督教徒的蒙古人的出现，着实让亚美尼亚人有些惊喜。在蒙古人征服罗姆苏丹国后不久，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人（包括国王）就战略性的数次出使蒙古高原，表达了愿意帮助帝国征服西亚的愿望。蒙古人的大汗（蒙哥），也承诺将在帝国范围内保护亚美尼亚人的宗教、经济权力，并帮助他们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失地（前提是臣服于蒙古人）。
公元1259年9月，蒙古人渡过幼发拉底河，向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发起进攻。在亚美尼亚人的配合之下，征服工作进展十分顺利，阿尤布家族统治下的阿勒坡、大马士革等核心城市，相继为蒙古人所攻占。亚美尼亚人也借机向亚美尼亚高原、叙利亚方向扩张了不少重要据点。然而在上一次西征中发生过的意外，又一次发生了。几乎在旭烈兀开启叙利亚之战的同时，蒙古帝国的第三位大汗蒙哥不幸病逝（1259年8月）。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他是在钓鱼城之战中受伤或者染病而亡的。不管这个说法是否成立，蒙古帝国此时的重心，暂时不再是东、西两线的征服工作，却是不争的事实。
很多人认为，窝阔台、蒙哥两位大汗身死之后，拔都和旭烈兀两位西征统帅，很快便返转蒙古高原参与权力之争了，其实并不是这样，两位统帅本身都没有直接竞争汗位的可能，他们所关注的更多是如何巩固西征的胜利果实。当日回到南俄草原静观其变的拔都，最终 从继位的蒙哥汗那里，得到了金帐汗国独立运行的承诺。这次将主力撤出叙利亚的旭烈兀，也同样没有回到蒙古高原，而是驻军于波斯。在帝国的权力之争尘埃落定之后，旭烈兀得到的回报就是在自己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伊尔汗国”。
随着大马士革的征服，蒙古人的下一个对手——马穆鲁克王朝也浮出了水面。
